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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语文教科书的文化变迁

语文教育是民族教育之本,近代国文教科书向现代语文教科书转变的历程,就是百年中华文化传承、民智开启、公民意识养成的书面记载。1919年,新文化运动以文化狂飙的劲头席卷中华大地,传统文化的更迭导入了现代化、科学化、人本化的征途。语文教科书从形式到内容反映并记录着这一文化与历史的变革。

 从先秦到两汉,教科书从无到有。

从两汉到宋代,随着公学私塾的发展,教与学内容以先秦百家学说为主,教科书即为各类经典。

从宋代至明清,中国教育核心是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宋儒理学,此时的教科书还仅限于儒家经典

清末,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敲碎了封建帝制的壁垒,随之而至的是西式现代文明和教育理念

辛亥革命以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走入资产阶级改良期,教科书编写成为不同教育思想碰撞、交融的阵地,中国语文教育和教科书构建步入迷茫与选择期。

伴随五四运动和以推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中文向实用主义方向发展趋势的形成,小学、中学的语文教育向科学化、系统化转变。自此,语文教科书走上了实用主义之路

晚清以来,开发民智的呼声日盛,普及教育成为主流,以口语为基础、不断完善的白话语体优势日显。以何种语体教学,成为自清末以来伴随兴学堂、语文独立、废科举等一系列改革中的争论焦点。

白话文在以胡适、蔡元培、鲁迅、陈独秀等教育大家为代表的志士仁人努力下,终于取得合法地位。

从文言到白话,百年语文教科书在形式上发生了基于追求现代性和科学化的多元变革。但过分追求科学化、学习西方编写模式的欲望,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本国传统文化选择的屈从和牺牲,且存在“矫枉过正”之嫌。

百年语文教育的历史一定程度上是伴随着“文”与“道”之间的博弈而发展的。抛开文学性及思想性本身,“文”与“道”的争论背后是不同价值趋向的选择。强调“文以载道”,关注的是文学教育的审美性价值。强调“文道分离”,关注的则是文学教育的实用性价值。

语文教科书的发展之道

真正的语文教育应是在科学教育理念指导下、关于文化的自主学习和创新。语文的学习应是关于“文化知识”的学习与“审美情感”的养成,这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就传统而言,对本国的文化,要通过历史看到“变”背后的“恒”;对他国的文明,要看到多元文明“异”后面的“同”。因为,文化是没有“高下”之分的。面对多元的文化与价值,传承怎样的文化传统?培养怎样的道德与人性?树立起怎样的审美观?如何使得语文教学既以学生为中心又高于学生?这是语文教育的永恒主题。

语文教科书要坚定文化自信

“统编本”语文教材已逐步在全国投入使用。“统编本”语文教科书是在针对以往多版本语文教科书的理性反思、针对当代语文教育问题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弥补、修正,并力图发展、创新的现实回应,是立足于新时代,发展学生思维、核心素养,将知识与审美相统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尝试。

语文教科书建设已步履蹒跚地迈过了百年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也见证了不同时代之中国对理想人格、理想国民的塑造。其实,无论文化如何变化,时代如何流转,学生作为语文教育最终的受众,始终被动地、用青春默默地去承受并检验着每一次语文教育及教科书的变革。“怎样通过、通过怎样的语文教科书选文来实现其文化价值向学生的转化?”这才是语文教育与教科书建设应当回答的基本问题,也是母语教科书文化的核心所在。

 (作者系西安文理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子课题《国内社会文化变迁对中小学教科书的影响:百年的梳理与研究》[10&ZD09]成果)会道网Jason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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