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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1860-1937年)大学学费政策研究

1. 延续传统的膏火制

膏火又名廪饩, 是封建时代官学和书院对贫寒诸生的衣食补助, 其本意是资助寒士顺利渡过十年寒窗而无后顾之忧。[5]清代书院膏火的普遍实行有一个渐变的过程。自1733年雍正令各省督抚于省会建书院, 并各赐帑金千两, 允许今后动用存公银支付这些书院不足之膏火。此后, 创书院要筹膏火在清代作为“养士之法”中不成文的规定被确认下来。[6]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韧于1862年设立的京师同文馆。19世纪60至90年代, 洋务派倾力兴办各种新式学堂, 教学内容以“西文”与“西艺”为主, 大致可分为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和技术实业学堂。洋务学堂因“恐人之不乐从也, 乃厚给廪饩”, 视膏火为招徕和控制学生学业的手段, “优与奖叙, 以鼓舞之, 其诱掖奖劝用心苦矣。”[7]“兴学之初, 自应官为提倡而风气渐开。”[8]1862年8月, 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奕诉等奏陈开办中国近代学校的先声[9]———京师同文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 并拟呈同文馆章程六条, 规定“学生钱粮, 即照俄罗斯馆学生旧章”, 即“每月领取津贴白银三两”[10], 后又将其“量为变通”, 奏“请添设膏火以省甲缺”, 学生“每名每月拨给膏火银三两”, 并“请酌定奖赏以资鼓励”。[11]1867年1月, 同文馆拟设天算馆时, 进一步强调:“请厚给薪水以期专致也”, “每月仍各给薪水银十两”。[12]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在开办时也因担心“初次挑选, 恐读书世家子弟尚多观望迟疑不肯应试者”而初定“每月给赡银一两”[13], 但即使如此, 投考者仍是寥寥。1882年10月, 北洋水师学堂的招生章程在分析学生“额数未满”的原因时更是一针见血:“细揣情由, 似由赡银稍薄, 未足招徕。今本大臣将该堂原定章程学生月给赡银一两改为月给四两, 俾一经入选, 八口有资。”[14]1893年张之洞《招考自强学堂学生示并章程》则规定“除该生饭食书籍纸笔等均由学堂备办外, 每名每月给膏火银五元, 以资安心学习。”[15]

据《同文馆题名录》1887年记载, “同文馆既系为国家培养人才而设, 则入馆学生向例按等给予膏火薪水。其入后馆肄习洋文者, 月给膏火三两;俟学有成效, 选拔前馆, 月给膏火六两;越数年课业颇有进益, 则增至十两。”[16]管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鼐也认为“诸生起自寒微, 以居乡教读为业, 一且招之入堂, 恐仰事俯畜无所取资, 不得不酌给膏火以示体恤。”[17]故建议大学堂学生“分三班, 给发薪水, 头班月八金, 二班六金, 三班四金。”[18]1898年7月, 《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七章“经费”显示, 除学生分为六级, 每级所领膏火从四两、六两、八两、十两、十六两到二十两不等以外, 还包括其他各项“杂用”, 如功课书、纸张、墨水、洋笔及奖赏等。京师大学堂常年统计经费预算为三项:教习及办事人薪俸81600两、学生膏火50480两和其他杂用56600两。[19]由此可见, 这时的膏火制实质上就是一种公费制, 并且不仅仅是学费由官方支付 (即学费全免) , 膳宿等费用也由官方支付。这一学费制与当代意义上的公费有所不同, 是更为彻底的公费制度。

2. 从膏火制到收费制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外洋各国学校“入学堂者但求成才, 不求膏火, 每人月须纳金若干, 以为饮食束脩之费;”“其善有三, 出资来学则不惰, 志不在利则无争, 官不多费则学广。”“今纵不能遽从西法, 亦宜酌改旧规, 堂备火食, 不令纳费, 亦不更给膏火。”由是, 1897年5月, 张之洞建议湖北自强学堂取消膏火, 认为“官出全资, 又恐启无志向学、专图口腹者滥厕之弊, 故令学生酌纳微资, 虽不足以供堂用, 然可以觇来学者之诚心与否, 其中斟酌颇称尽善;”特改为“按月比较华洋文字进境分数, 分别甲乙, 给予奖赏, 以资鼓励。”[23]这一规定可说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奖学金制度”的发端。[24]1898年3月, 张之洞在《设立农务工艺学堂暨劝工劝商公所折》中提出:“两堂所需经费, 若照西国通例, 凡堂内之火食薪修书籍杂用一切经费, 均应由学生公同捐备。惟创办之始, 恐捐资者不多, 除学生火食杂用自备外, 其延募洋教习薪水及各项经费, 暂由地方善堂义举捐款内凑拨济用。”[25]由此首开学生自备膏火的先例, 并提出学习西方、由学生交费支付教师薪酬和书籍等一切费用的可行性。[26]

同时, 孙家鼐也认为“不令学生出资, 已属格外之仁, ”提出“膏火宜酌量变通”, “拟仿西国学堂之例, 不给膏火, 但给奖赏。”“盖以图膏火而来学者, 必非诚心向学, 出资来学, 乃真心有志于学者也。”[27]梁启超也认为, 因“国费兴学”“其力之不逮, 上下所同认也”, “势不得不望民间之自开”;“学校皆收脩金, 惟必须极廉, 国家为定一额, 不得逾额收取”, 以“不劳公帑而能广开学风也”。[28]罗振玉进而提议:“自小学校起至大学校, 必出束脩;每月自半圆 (小学校束脩) 起至三圆 (大学及高等学校) 止;惟师范生则不出束脩及食宿费, 以官费助之, 又寻常小学为国家义务教育, 理宜免束脩, 以公费任之。”

3. 民国初期大学学费制度的完善与成熟

从1912年民国成立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前, 共出台有关大学学费的政策法规近30件, 除上述法令外, 还先后制定了《师范教育令》、《限制各学校学生欠缴学费办法》、《高等师范学校规程》、《实业学校令》、《奖学基金条例》、《革命功勋子女就学免费条例》、《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之国民教育专章》、《教育部关于中等以上学校设置奖学金案》、《各级学校设置免费学额及公费学额规程》、《教育部补助蒙藏回学生升学内地专科以上学校办法大纲》等一系列重要的教育政策与措施。其基本内容已涉及到大学学费收取、减免、公费及奖助学金 (2) 的各个方面, 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大学学费政策体系 (见表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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