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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底层放弃教育,中产过度焦虑,上层不玩高考

2016年9月份,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余秀兰的一篇关于教育的文章引爆朋友圈,题目叫做“底层放弃教育,中产过度焦虑,上层不玩中国高考”,由微信公众号“半城”推送。

余秀兰教授极其精炼地指出当前中国基础教育之现状,即,“底层放弃教育,中产过度焦虑,上层不玩中国高考”。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一是“绝望的底层人民:干脆放弃高等教育”

一位两个孩子均在外打工的家长说:“读个初中就行了,读多了也没用的!”“以前村子里的人都认为我目光短浅,瞧不起我,现在,他们好多人反过来求着我,让我儿子帮他们的孩子找工作。念大学又怎么样,还不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可是现在,机会多的是,不是非要上大学。”

中科院社会学博士后的调查发现,越贫穷越认同“读书无用”:村庄贫困层认同度62.32%、农村中间层37.24%;年收入1万元以下的村庄贫困层认为读书无用的比例最高。

由此可见,认为“读书无用论”再次泛滥的结论并不正确。中高层从未说过读书无用,相反,他们更加疯狂

二是“疯狂的中产阶级:对教育的焦虑与过度重视”

且不提一线城市天价却依旧供不应求的名校学区房,根据今年七月的一则新闻报道,一位80后上海妈妈为今年9月即将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列了个学期清单,暑假开销加课外学习的开销达到32万元。除了各种学习用品、家居用品和夏令营以外,总计20个课外兴趣班。中产阶级对教育的焦虑,从中国不断高企的学区房价和愈发火热的补习班便可一窥全貌。

而一条新的道路越来越成为新中产阶级的家庭标配,那就是读私立学校和出国读书。2016年6月10日,南京某私立学校的幼升小面试中,5086名孩子竞争216个名额,录取比例破23:1。而其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与该校针对出国留学的教育方式有不容忽略的关系。

三是“优胜劣汰公理遭‘二代’现象挑战”,即所谓的“上层不玩中国高考”

“二代”现象反映了社会差别通过代际更替具备一定的遗传性,上代的优势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放大和强化而传递给下代。在地位获得方面,一方面,上代的优势可以通过影响下代的教育水平,从而影响下代的地位获得,即上代可以为子女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从而使他们在教育竞争中获得优势,进而在地位获得上取得优势;另一方面,上代可以直接利用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为下代获得较好的职位

的确,余教授对教育阶层分化现象的陈述入木三分,让人们更加清晰了当前中国基础教育之乱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余教授对造成当前教育乱象的原因分析,则过于学究化,充其量是隔靴搔痒,未能触及当前教育乱象之痛点与根源

受社会学社会结构思维的影响,余教授把根源归结于“社会结构”,认为“教育能否促进底层的升迁性社会流动,并不仅仅是由教育本身决定的,还受社会因素制约,而且归根结底是社会结构起决定作用”。

在社会学研究中,“结构论”是一个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也是一个近乎空洞的正确废话。各式各样的研究,最后都会落脚到社会结构的身上。

确实,“结构论”在解释性上似乎很有说服力,但是在行动性上却会陷入无能为力的困境。因为,病因在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是一个抓不住、摸不到的东西,又如何进行改变呢?特别是社会结构是长期变迁累积的结果,即使想改变,恐怕也无力回天。

余教授在文末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这是合理的现象吗?政府的责任何在?父母该为孩子的阶层负责吗?这些,或许都是我们应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其实,当用结构论的思维来看待这一问题时,就基本上可以认为这一问题是无解的。正如余教授自己也只是提出了问题,而无法给出答案一样。

其实,看待当前中国基础教育之乱象,也包括其他社会现象,必须摆脱“结构论”的羁绊,才能找到改变现状的行动着力点。

我以为,与其用“结构论”来解释问题,不如用“规则论”来解释问题。因为结构是近乎不可改变的,而规则则是可以进行调整的,只要社会在广泛范围内达成共识。

如果用“规则论”来审视余教授提出的“底层放弃教育,中产过度焦虑,上层不玩中国高考”这一现象,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新的发现,即,所有的现状,都是规则的结果。

一个常识是,在高度强调制度、规则的当今社会,任何一种行动的背后,实质都是规则在发挥作用。如,在农村,可以横穿马路、随地吐痰,甚至随地大小便,但是,到了城市,却必须遵守交通规则,按照城市文明公约来行动。如果违背规则,就要付出代价:这种代价轻微的是金钱上的惩罚,严重的就是付出生命上的大家,如横穿马路导致交通事故,等。

行动模式在城乡表现出来的迥异,无疑是可以用“结构论”来解释的,因为城乡所在场域的社会结构不同,所以导致了行动模式的差异。然而,正如我们之前指出来的那样,如果沉迷于“结构论”,就必然会导致“无力论”。事实上,行动模式在城乡间的表现差异,根源就在于“规则”的巨大变化。正是由一系列“规则”支撑下的城市文明,经过长期的潜移默化,才最终导致了人们对城市规则的认同、接纳与遵循。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对当前中国基础教育乱象的解释。不是结构,而是规则,造成了当前中国教育的病入膏肓。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中国的基础教育领域发生了两次根本性的规则变化

一个就是1977年邓公复出后重新恢复高考。通过国家组织的公平、公开高考,以一张试卷的形式,让千千万万的学子处于起点公平,集体性地展现自己的才华,进而获得了一个向上流动、改变命运、改变阶层禁锢的机会。

另一个就是自21世纪初风行全国的所谓“素质教育”论。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经批判了素质教育乃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恶政。素质教育本身是对邓公“一张考卷定终生”这一相对公平的高考选拔制度的全面否认,代之以各种各样的打着“素质教育”旗号的暗门来招录

为什么“底层放弃教育”?因为素质教育,并非是一个人人玩得起的公平游戏

素质教育,要你具备世界眼光,可是你作为一个寒门子弟,连县城都没有去过,能有啥世界眼光?素质教育,要你懂得琴棋书画,可是你连温饱都成问题,能懂啥琴棋书画?素质教育,要你掌握各种技能,如航模等,可是你连最简单的玩具都没有,上哪儿去这些技能?

素质教育的新规则,简单而粗暴地以国家规则的形式,正式地把寒门子弟拒斥在正规教育体系之外,使之欲学无路,上升无望,报国无门。在这样的新规则下,除了缴械投降,放弃教育,请问还有更优选择吗?

余教授在自己的文章中说“寒门学子,除了努力还能拼什么?你有什么理由放弃努力?你有什么理由放弃改变命运的机会?努力是你唯一的宿命。”可是,在国家规则的系统化、正式化排斥下,努力真的有用吗?如果有用,怎么会出现“底层放弃教育”这样的现状呢?毕竟,你不能说,邓公规则下的上一代可以学习很努力,而到了这一代的底层就不努力了,也不能说,在当下底层学生就不努力,而只有城市学生在努力。这是说不通的,也是没有道理的。

为什么“中产过度焦虑”?答案也是明确的,那依然是新规则的结果。在素质教育的旗号下,素质教育被分解为各种指标,如各类竞赛成绩、社会表现等等。与一无所有的底层不同的是,中产阶级刚好有点闲钱。特别是,作为中国第一代中产阶级,他们有过太多不愉快的记忆,故,为了孩子不再重复自身的不愉快记忆,他们不惜代价,培育自己的孩子,试图让自己的孩子过得更好。之所以陷入焦虑,就是因为在素质教育下,各类暗门大开,如高考加分,自主招生等等名堂,就是让中产阶级看到教育直通车的后门希望。毕竟,对于普通中产阶级来说,能有一个公开的排挤底层的走后门机会,非常难得。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关系社会、人情社会中,只要留有后门,苍蝇就会蜂拥而至。

为什么“上层不玩中国高考”?同样是规则变化的结果。在邓公教育路线下,上大学是“逢进必考”,坚持的是规则普遍主义,例外只是极少数情况。而在素质教育的名义下,各类高校自己掌握的招生指标越来越多,运作空间越来越大。当然,人都是利益人,高校也是利益化高校。见钱眼开,见权跪下,在高层的金元攻势与权力大棒下,高校早就为上层预留下各种直通车通道。如,不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寒门学子几乎绝种,就是像南京大学这样的地方高校,其本科录取的寒门子弟也少的可怜,不足三成。

规则,是一个行动模式及其后果的根源。只有超越“结构论”的大而空洞的理论解释,从“规则论”的角度,才能为中国基础教育的良性化,找到一个可以纠偏的切口与途径。

旧规则不死,新规则不立,中国基础教育导致的阶层禁锢,就始终无解!

策以经世,论以明理”。面向时代、面向问题、面向未来的策论,始终是历代知识分子家国情怀中的核心关切。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当代中国,更是为策论工作者提供了极为开阔的舞台。本公号秉持中国立场,基于个人兴趣与能力,从策论角度,诊断时代问题,剖析中国利益,呈现中国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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