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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学术造假事件

一、康有为剽窃变乱

1891年,康有为出书《新学伪经考》,这是康有为的成名作;1897年,康有为出书《孔子改制考》;1898年,康有为用这两本书进行托古改制、推动戊戌变法。

对于康有为这两本书,当时廖平就提出指控,认为剽窃自廖平本人的《辟刘篇》和《知圣篇》,这成为晚晴学术史上最大的版权官司,也成为百年来第一例剽窃变乱。

廖平是谁?

廖平是张之洞的幕僚,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之前就和他认识。

康有为还得到过廖平1886年完成的《辟刘篇》手稿,康有为也读过廖平的《知圣篇》手稿,何况据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所说:康有为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

后来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列文森在其著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用整整一章论述了康廖之争和康有为的剽窃。

然而,康有为不承认。

“圣人”康有为都不承认自己剽窃,这个榜样树的有点歪。

二、马叙伦剽窃胡适

1919年1月,傅斯年等十几个北京大学学生创办了一个很有名的杂志——《新潮》。

在《新潮》第一期,傅斯年就发表文章:《出书界评:马叙伦著〈庄子札记〉》,指责马叙伦剽窃胡适,同时列举马叙伦札记几页的内容都是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讲过的器械,但马叙伦并没有说是引自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或是加注释注明出处,“似为贤者所不取也”,一个大名鼎鼎的学者怎么可以怎么做呢?

在傅斯年看来,如果是马叙伦老师自己学习用,阐明马叙伦勤奋,学问做得扎实。可札记是公开出书,作为老师的马叙伦不仅告诉学生来买,序言中还自夸自己的札记是独创,这就有点辣眼睛了。

好人胡适能忍,学生傅斯年不能忍。

于是,原本被老师马叙伦当成最有希望弟子来培养的傅斯年奋起揭发马叙伦: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

孤证不立,1月11日,章太炎的弟子、马叙伦的浙江同乡、另一位北大教授钱玄同肯定傅斯年对马叙伦的批评:马叙伦确实是剽窃。

其时,鲁迅、周作人兄弟都认可马叙伦的剽窃。

剽窃就剽窃吧,人家胡适又被追究,关键是马叙伦教授聪明、上进。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朱德等人从西柏坡飞抵北平,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务理事马叙伦与在北平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一起,前往西苑机场表示欢迎。在陪同毛泽东一起阅兵之后,马叙伦当场写下四首七绝,其中一首这样写道:“万岁高呼毛泽东,与人衣食即春风。江南百姓皆昂首,何为迟余解困穷。”

在民主党派中第一个喊“毛泽东万岁”是马叙伦。

1949年10月1日,马叙伦参加开国大典,之后被任命为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长。

三、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剽窃

1926年1月30日,现代作家陈源在《西滢致志摩》的信里明确指出鲁迅的剽窃行为:“(鲁迅的 )《中国小说史略》剽窃的是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是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鲁迅先生没有那样的声明。”

之后,鲁迅在《语丝》周刊发表一篇很长的文章,标题是《不是信》,里面有一段话承认自己是剽窃:

“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

这是鲁迅的解释。但不管是大意还是次序有什么不同,根据别人的书写了自己的书,应该要有一个阐明,没有阐明,拿去出书了,就是剽窃和剽窃,这个事实不可否定。

在《中国小说史略》里,鲁迅引别人的器械,几乎都说我是援用“蔡元培的话,胡适的话,”都有阐明,可唯独盐谷温的器械从来没有提。鲁迅肯定知道学术规则,因为抄身边人的器械都有阐明,抄日本人的器械就没有说。

可以比较一下鲁迅的敌人胡适,在鲁迅的小说出书前,胡适关于《红楼梦》的考证里,也引了鲁迅的器械,胡适在文章中就说得很明白:“此序时,曾参用周豫才先生的《小说史讲义》稿本,不及一一注出,特记于此。”

阐明了就不是剽窃,因为剽窃不剽窃的判定很简单:参考人家的器械,写到自己的书里,要有一个阐明,如果不阐明,那就是剽窃,剽窃就是这么简单,可以借用别人的材料,可以借用别人的观点,但要阐明,有没有阐明是判断剽窃的基本标准。

也就是说,当时的人对剽窃的概念是有的,都知道什么叫剽窃,所以都会有阐明,但是,鲁迅对盐谷温的器械剽窃了,而没有阐明。没阐明,拿去出书了,就是剽窃,这一点不能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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