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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域理论视阈下葛译《蛙》翻译策略解析

摘要:本文借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以葛浩文翻译的莫言作品《蛙》为研究对象,重点描述并解释其翻译策略:从习语、比喻、自由直接引语三方面进行考察,发现葛浩文倾向于使用直译策略;分析“惯习”“资本”“场域”对译者行为的影响,指出葛浩文的直译策略可归因于其职业生涯中不断形塑的惯习、恪守的忠实原则以及他与莫言在场域中积累的象征资本。

0. 引言

2012年莫言荣获诺奖,这与各国译者的译介和作品的国际传播密切相关,作品被译成英语、法语、瑞典语等语言,增强了莫言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美国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是莫言作品的主要英译者,20年来已将莫言十多部作品介绍给英语读者。近年来,葛浩文成为国内翻译界研究和讨论的热点,主要表现为:一是研究其某部或多部译作的翻译策略;二是探讨其翻译思想与翻译观;三是基于其翻译实践探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模式。就第一方面而言,研究者探讨葛译的策略运用(汪宝荣 2014),运用语料库进行定量分析(单伟龙 2017)或者对比两部译作的翻译策略变化,并尝试从多方面做出解释(汪宝荣 2020;邢杰等 2018);在第二方面,研究者主要从葛浩文发表的文章及采访资料着手,概括了其翻译观的几个层面,并进行评价(覃江华、刘军平 2012);在第三方面,研究者从葛浩文的翻译实践提出了中国文学成功外译的模式,如“西方汉学家发起并翻译+西方商业出版社出版”模式(汪宝荣 2019),也有研究者反思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认识误区,提出要避免将目前获得成功的方法当成唯一正确的方法(刘云虹、许钧 2014)。

在葛浩文翻译的莫言作品中,长篇小说《蛙》是比较新的作品。该小说2011年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4年出英译本,2015年由维京企鹅出版社(Viking Penguin)在美国甫一发行,就被《华盛顿邮报》列入当年年度书单。《纽约时报》评论该书“极具戏剧性”,同时也提到葛浩文的翻译“既优美又通俗”(Maslin 2015)。本文试图多方面探讨葛浩文英译《蛙》的特点,并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视角分析原因。

1. 葛译《蛙》的翻译特点

本文探讨《蛙》的翻译特点主要围绕3个方面:一是习语的翻译,包括成语、谚语、歇后语等。莫言的作品大多写的是高密东北乡的人和事,刻画人物、描述事物时运用了大量的习语,这已经成为莫言的鲜明风格;二是修辞手法的翻译。《蛙》一书中运用比喻、夸张、拟人等多种修辞方法,使小说的语言形式丰富多样。其中运用最多的是比喻,将所描写的对象与其他事物联系起来,引发读者联想;三是自由直接引语的翻译。Leech & Short(2007:255-270)将引语的类型分为5类,分别是:自由直接引语、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间接引语、言语行为的叙述体。依据两人的观点,自由直接引语在直接引语的基础上变化,产生3种形式:1)无引号;2)无引述句;3)既无引号也无引述句(Leech & Short 2007:258)。《蛙》的叙述以人物对话为主,而人物对话基本是自由直接引语的形式,这成为《蛙》叙事的主要特征。以上3方面构成了《蛙》的创作风格,是其表现力和感染力所在。因此,从这3方面有利于考察葛译《蛙》的特点。

1.1 习语的翻译

习语、谚语、俗语等是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生活经历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或教训,闪烁着人类智慧的光芒,包含浓厚的民族色彩和地域特色(王德春等 2003:11)。《蛙》中刻画了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莫言用习语来突出人物性格,使人物形象更加饱满真实,也使事物的描写更加简洁、深刻。例如:

(1)姑姑,你让我考虑几天吧,我说,王仁美坟头上的土还没干呢。

考虑什么?姑姑说,夜长梦多!(莫言 2012:162)

葛译:Let me think this over for a few days, Gugu, I said. The dirt on Renmei’s grave is still damp.

Think what over? A long night brings many dreams.(Mo 2015:184)

该例中,葛浩文按字面意思翻译成语,而不是将其隐含意义表达出来。“夜长梦多”指时间拖延下来,事态可能发生不利的变化,译者字面直译的处理方式为读者通过上下文语境揣摩成语的意思创造了空间。

(2)“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正应了这句话:娘娘旧庙址上,重建辉煌庙宇;娘娘庙殿堂里,再塑灿烂金身。(莫言 2012:199)

葛译:“Rivers flow east for thirty years, and west for the next thirty.” This is what proved the wisdom of that saying:a new temple had been built where the old one had once stood, and a golden idol now stood in the central hall.(Mo 2015:225)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一谚语形容世事盛衰无常,变化万千。译者没有采用英语中现成的表达“The pendulum has swung back”,而是将其直译。译文句式较为工整,尽可能再现原文的对仗形式。该译文从内容和形式上展示了中国的语言和文化,让读者走近原著,可以看出译者对忠实原文所做的努力。

(3)跑儿,你知道吗?母亲说,你姑姑升官了,政协里当上常委啦。

这算什么官?姑姑说,臭杞摆碟——凑样数呢。(莫言 2012:87)

葛译:Xiao Pao, did you know your aunt received an official promotion as a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Did you say official? Gugu said. More like adding rotten goqi berries to a plate just to fill it up.(Mo 2015:100)

上例中姑姑用歇后语幽默诙谐地回应母亲,认为自己当上常委也是“凑样数”。从译文可以看出,葛浩文是想通过直译(包括音译“枸杞”),向读者传达这一语言形式的风趣幽默。整体上看,译者的直译意图非常明显,尽管结尾处的just to fill it up更像是表达“把盘子装满”的意思,与中文原本的“凑样数”有一定的偏差。

以上几例显示出,葛浩文在翻译《蛙》中的习语时积极采用直译,尽可能保留原作的语言形式,以再现其语言特色。对于那些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读者来说,习语的直译有利于帮助他们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更深刻地体会汉语表达的生动性、形象性与丰富性。

1.2 修辞的翻译

余光中指出:“比喻是天才的一块试金石,这个作家是不是天才就要看他如何用比喻。”(林少华 2014:4)比喻一般由“客体”“意象”和“意义”构成。纽马克(Newmark 2001:85)指出,客体指比喻所描述的对象,意象指用于描述客体的载体,而意义则是客体与意象之间的共通之处。笔者发现葛浩文翻译《蛙》中比喻的手段主要有以下3种:1)保留意象;2)舍弃意象,仅保留意义;3)改变意象。

据统计,在这部小说主体部分的前4部中共出现148个比喻。1其中,译者保留原来意象的有130个,占总数的87.84%;保留意义但舍弃意象的有16个,比例为10.81%;改变意象的有2个,比例为1.35%。从翻译策略上来看,译者采用的大都是直译,最大限度地向译文读者忠实地传达原文信息和写作风格。以下是不同处理方式的示例:

1.2.1 保留意象

(4)所有人的脸都像公鸡冠子一样,连树都是红的,像一团团扭曲向上的火焰。(莫言2012:109)

葛译:People’s faces were as red as a cockscomb, even the trees seemed to blaze like torches.(Mo 2015:125)

一般来说,普通读者很难将“脸”与“公鸡冠子”,以及“树”与“火焰”联系起来,但莫言大胆想象,抓住彼此间的共同处,创造出新颖有趣的比喻。虽然客体“脸”和“树”都是红的,但是为了展示它们动静各异的特点,作家运用了两个不同的意象进行刻画。保留意象的结果是能激发读者的想象,以利于体会这些新奇比喻的妙处。

1.2.2 舍弃意象,仅保留意义

(5)尽管我心里替王小梅难过,但我也不会去做她的思想工作,不能让黄瓜这坏种轻松卸下包袱。(莫言 2012:219)

葛译:No matter how sorry I felt for Wang Xiaomei, I would not put ideas in her head; I simply couldn’t let that fiend find an easy way out of his predicament.(Mo 2015:248)

在上例中,小说人物“黄瓜”面临的是王小梅怀孕逼他离婚这一困境,作者将它比喻为“包袱”。“包袱”是古代中国人出远门时带的衣物包裹,后来引申为身体或精神上的负担,但译文读者难以了解“包袱”一词的来源。葛浩文可能考虑到这一文化差异,故而选择将“包袱”这一意象省去,仅译出喻义,以避免读者理解困难。

1.2.3 改变意象

(6)小狮子等人,呆若木鸡。(莫言 2012:143)

葛译:Little Lion and the others stood around like wooden statues.(Mo 2015:162)

“呆若木鸡”,语出《庄子·达生》,原指驯养斗鸡的故事,后来表示人因恐惧或惊讶像木头鸡一样发愣。在这里,葛浩文应是考虑到目标读者不了解这个比喻的来源,将“木鸡”替换成英文读者更熟悉的wooden statues(木雕塑像)。

除了以上所举例子,《蛙》中还有很多独特新颖、充满生活韵味的比喻,例如把“肚子”比作“麻袋”(bushel bags),把“在水中挣扎的秦河”比作“滚油锅里的油条”(a fritter rolling in bubbling oil)。虽然客体和意象之间并无多少一般意义上的相似性,但莫言从中创造性地找到了共通之处,并巧妙地结合起来,让读者眼前一亮。对于此类比喻,葛浩文大都采用直译法保留原来的意象,引导译文读者体会这些比喻的新颖别致,感受其审美效果。这体现出葛浩文作为翻译家对原作诗学特征的敏锐洞察力。

1.3 自由直接引语的翻译

在《蛙》中,莫言运用了大篇幅的人物对话来表现人物形象和性格特征,刻画了姑姑、“我”等许多个性鲜明的角色。小说中人物对话的展开几乎都用了自由直接引语。申丹(2001:283)指出,自由直接引语具有“直接性、生动性与可混合性”,“它是叙述干预最轻、叙事距离最近的一种形式。由于没有叙述语境的压力, 它使作者能自由地表现人物话语的内涵、风格和语气”。下例可以看出葛浩文处理自由直接引语的方式。

(7)1于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几行字便回头注视我们。2她首先质问她的儿子、我们的同学李手:手,你们吃什么?3妈,我们吃煤。4老师我们吃煤,您要不要尝尝?王胆在前排座位上举煤大喊——5她的大喊也像小猫叫唤——6于老师走下讲台,从王胆的手里接过那块煤,放在鼻子底下,既像看又像嗅。(莫言 2012:9)

葛译:1After writing several lines on the blackboard, Teacher Yu turned back to the class 2and asked her son Li Shou (Hand): What are you kids eating? 3It’s coal, Ma. 4Want some, Teacher Yu? called out Wang Dan, who sat in the front row, a lump of coal in her hand. 5Her voice was like that of a kitten. 6Teacher Yu stepped down from the podium and took the lump from Wang Dan, holding it up to her nose either to smell it or get a closer look.2(Mo 2015:9)

译者保留了原文自由直接引语的引语形式。句2、3、4是自由直接引语,句1、5、6是作者的叙述话语。葛浩文翻译时将叙述话语句1与句2通过and并列为一句,连接自然,体现出自由直接引语的可混合性。人物话语2、3、4与叙述话语 1、5、6自然地交织在一起, 叙述直接、生动而又流畅。

据笔者观察,葛浩文在处理小说中的其他自由直接引语时也几乎按照原文的引语方式译为英文。自由直接引语作为刻画人物形象的一种重要手段,受到叙述者的干预较少,可以保证人物思想得以原汁原味地呈现。同时这种叙述视角从人物内心出发,更好地拉近读者与书中人物的距离,读者可以从人物的语气和言语内容中直接感受人物性格。再者,没有引述句或引号的自由直接引语可以与其他话语更好地衔接起来,不同话语间的转换巧妙自然,小说的叙述因而变得流畅。由此可见,该引语方式是莫言充分考量语言和文体效果的结果。葛浩文依照原文的引语方式,忠实再现原文的文体特点,保证了译文读者同样能感受到自由直接引语带来的文学效果。

2. 葛译特点的成因分析

任何文本的翻译都不可能只采用单一的翻译策略,区别在于译者的倾向性不同。在《蛙》英译本中,葛浩文选择尽量贴近原文,在处理习语和修辞时倾向于采用直译策略,在处理引语方式时几乎都采用与原文一致的自由直接引语。下文借用布迪厄场域理论的惯习、资本、场域等概念,尝试分析葛浩文倾向于直译的原因。

2.1 惯习

布迪厄(Bourdieu 1993a:76)认为惯习是“构成体系的定式”,作为“一种生成机制[在实践层面]3发挥作用”,反映的是内外部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惯习具有“被结构化”和“结构化”两个特征,即“在实践中获得,又持续不断地旨在发挥各种实践作用;不断地被结构形塑而成,又不断地处在结构生成过程之中”(布迪厄、华康德 2004:165)。具体而言,译者接受的教育、职业经历等实践活动对其产生影响,在长期过程中内化于身构成惯习,表现为形成某种特定的思想认识,同时又反复在翻译活动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外显出来。

葛浩文曾在中国台湾学习中文,背诵过《三字经》和《礼记》等经典文本。后来,他回到旧金山州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跟随许芥昱教授背诵了许多唐诗,对汉语“产生了越来越深的依恋”(Goldblatt 2011:96)。在这一阶段,葛浩文研习汉语与中国文化的惯习渐渐形成。在一次采访中,葛浩文提到自己经常读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柳宗元的一些散文的原因是“声音吸引了我”,认为他能够将莫言的作品翻译好的原因是“无论是之于莫言,还是他的作品,声音都很重要。所以当我翻译的时候,声音应当看作是他写作中一个独特且重要的特征”(Stalling 2014:4)。可以说,葛浩文背诵诗歌、阅读散文等形成的惯习,培养了他对“声音”的敏感性,所以才能够发现并翻译出莫言作品中的声音。葛浩文曾表示:“我真心喜欢莫言的所有小说,并对翻译它们乐在其中”(刘浚 2012)。20世纪七八十年代,葛浩文热爱中国文学并致力于翻译中国文学的惯习已经初步成形,即其所言“对于我来说,这么做[坚持翻译中国文学]4的原因,首先,并且总是,出于一种对我所从事事业的热爱、对于优秀文学的热爱”(刘浚 2012)。形塑于葛浩文本人的汉语惯习和致力于中国文学英译的翻译惯习最终外化于其翻译实践中。

译者的惯习在翻译场域中会呈现为“外显化而形成的‘翻译风格’,包括翻译的选材、翻译策略、译者主体对翻译本质的认识等等”(邢杰 2007:13)。因此,探索译者的翻译风格,梳理分析作为译者惯习不断形塑而成的翻译观,有利于读者更全面地了解译者倾向于采用直译策略的原因。葛浩文本人在接受采访时不止一次提到他对待翻译的态度,“文学翻译还是要忠实于原著,即使是作品中的细节也要忠实于原著,忠实于作者想要表达的微妙心思”(王臻青 2013)。葛浩文提到的“忠实”一直是翻译活动中所关注的焦点,也一直被摆在重要的位置,忠实的对象是原著、细节以及作者的心思,这可以说是他翻译的“指南针”。从莫言的演讲中便可见葛对作品细节的忠实,莫言(2000:170)谈道,“我与葛浩文教授1988年便开始了合作,他写给我的信大概有一百多封,他打给我的电话更是无法统计……教授经常为了一个字、为了我在小说中写到的他不熟悉的一件东西,而与我反复磋商”。另外,葛浩文(Goldblatt 1999:42)还曾提到:“也许最重要的是,译者真正的任务和挑战是捕捉原文的语调、节奏和意象”。可以说,以上3个因素与小说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和主题的表现密切相关,葛浩文注重这些因素在译文中的传达,这种态度有利于译作更好地展现原作的文学性。同时,葛浩文也考虑到文学作品的文体,认为“翻译家的本分便是把相似思想、感情的相异表达译了出来,翻译家不能牺牲原著独到的文体”(谢露洁 2017:25)。

由上可知,葛浩文的翻译忠实观包括对原作思想内容和文体风格的忠实。尽管追踪葛浩文的翻译历程可知这一观念的具体表现前后曾发生变化,但他在翻译《蛙》时具体表现为倾向于直译。与意译相比,直译不仅忠实于原文的内容,也忠实于原文的形式,最大限度地保留、再现出原作的风格。此外,直译不仅能向译文读者传达异域风情,也能丰富译入语的表达方式。葛浩文(Goldblatt 2013)在《檀香刑》正文前的“译者注”中即指出:“我认为更新与增添从汉语而来的外来语的时机已到”。

2.2 资本

布迪厄认为,资本共有4种形式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其中象征资本由经济、文化、社会资本转化而成(Bourdieu 1986:241-258)。在翻译活动中,译者会对自己具备的各种资本有所评估,进而合理调用资本,并最终在翻译策略上有所呈现。某种程度上说,翻译策略的选择是译者综合考量各种资本的结果。

2012年诺奖得主的身份提高了莫言的影响力,增强了莫言在英语世界的象征资本。葛浩文在翻译《蛙》时利用作者的资本获得更大的翻译空间,而且莫言的象征资本也激起读者了解作者写作风格的愿望,读者“会对翻译提出新的要求,要求原汁原味地翻译,形神兼备,最大限度地再现原作的韵味、精神与风姿”(许方、许钧 2013:9),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激发译者思考如何再现原作风貌,莫言资本的增强也相应地把象征资本赋予《蛙》。

同时,葛浩文也积累了一定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及象征资本。布迪厄指出,文化资本包括3种形式:内含形式(embodied state)、客观形式(objectified state)、制度形式(institutionalized state);文化资本的内含形式体现为长期的心理定式及行动习惯,客观形式体现为文化产品(比如名画、书籍、词典、工具等),制度形式指文化资本得到相关机构、制度的认可,如学位证书等(Bourdieu 1986:243)。这3种形式的文化资本与翻译活动密切相关。葛浩文曾学习中文,回到美国后专注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教育经历,以及在大学任教的工作经历都有助于他积累内含形式的文化资本,使其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有较为深刻的了解。这一形式的文化资本为葛浩文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莫言充满地域文化特征的作品打下了坚实基础。此外,葛浩文获得印第安纳大学博士学位这一制度形式的资本也有助于其与出版社建立信任关系。就其积累的象征资本而言,葛浩文在中国文学翻译场域中已占据主导地位。在翻译《蛙》之前,他不仅出版了莫言近十部作品,还翻译了苏童、毕飞宇、刘震云等作家的作品,而且多次获奖:2009年,他翻译的莫言作品《生死疲劳》获得“纽曼华语文学奖”,翻译的苏童作品《河岸》获得“曼氏亚洲文学奖”,等等。此类奖项荣誉为译者带来丰厚的象征资本,使他更容易获得出版商及编辑的信任,进而在翻译过程中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在这种情况下,译者惯习得以更明显地体现在翻译实践中:葛浩文对中国文学文化的热爱和他的翻译忠实观都引导他倾向于直译的策略,尽可能地再现原作风格,传达中国文学作品的诗学特征和文化特质,因为他坚信“即使荆棘丛生,当代中国文学仍可以以其独特的魅力,满足国外的读者,启发国外的读者”(葛浩文 2014:204)。

综上所述,译者的惯习以及作者、译者和原作的资本都影响了葛浩文的翻译策略,使《蛙》呈现出以直译为主的翻译特点。

2.3 场域

场域是指“具有自己独特运作法则的社会空间”(Bourdieu 1993b:162),场域中的成员根据相应的场域法则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同时,场域也是一个“争夺的空间”(布迪厄、华康德 2004:139),每个成员占有资本的差异决定了他们在场域中占位的不同,因而各成员会通过各种方式来保证或提升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再者,不同场域之间相互关联(布迪厄、华康德 2004:149)。翻译场域与政治场域、经济场域、文学场域等相互联系,会受到其他场域不同程度的影响。

葛浩文翻译《蛙》时,中国文学翻译场域整体发展态势良好。首先,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西方读者对中国的了解,激起他们对中国文化以及作为文化载体的文学作品的兴趣。正如葛浩文所言,“我相信再过几年,中国文学的地位在美国会超过日本文学”(季进 2009:52)。同时,西方媒体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关注越来越高,《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报刊多次介绍葛浩文英译作品并发表许多相关书评,其中不乏知名评论家的笔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整个社会空间对葛浩文译者身份及翻译能力的认可,提升了他在翻译和文学场域中的地位。

其次,英美的大学出版社助推了中国文学的英译与传播,为中国文学作品的海外接受奠定了读者基础。20世纪90年代,夏威夷大学推出“现代中国小说丛书”(Fiction from Modern China)系列;自21世纪起,哥伦比亚大学出版“台湾现代华语文学”(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aiwan)和“维泽赫德亚洲丛书”(Weatherhead Books on Asia)系列。这些书籍的出版让西方读者接触到更多的中国文学作品,为他们知晓中国文学提供了契机。有必要指出的是,“现代中国小说丛书”的总编辑是葛浩文,“台湾现代华语文学”和“维泽赫德亚洲丛书”中也都有葛浩文的译作。作为翻译场域中的行为者,葛浩文在大学出版社的合作者中占据显著的资本优势,有助于其译者身份在专业读者的层面得到认可。

再次,经济场域也与翻译场域互联互通,商业出版社进一步促进了中国文学英译场域的演进。而且,大学出版社与商业出版社间的良性竞争为中国文学作品英译出版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使作品出版途径更多、范围更广。纵览葛译的出版历程可以发现,与其合作的出版社不仅包括大学出版社,也包括Penguin、HarperCollins等大型知名出版集团,以及曾是独立出版社的Arcade Publishing。由此可知,商业出版资源是助推葛浩文在翻译场域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另一重要推手。

由此可见,葛浩文在翻译《蛙》时已赢得广泛的读者基础,获得了媒体的认可,并与大学出版社和商业出版社建立了良好的联系,这有助于他累积了丰厚的象征资本,在翻译场域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因此,他有足够的资本和话语权去参与场域规则的制定,不用像其他初入行者或其本人刚刚开始文学翻译之路时那样大大受制于场域规则的约束。正如贾燕芹(2016:277)所言,今天“在其系统中已处于权威地位的葛浩文正在用他的最新译作,去重新定义什么是优秀的翻译文学作品”。最大限度地体现出直译的倾向应是他试图重新定义优秀译作的标准之一。

3. 结论

葛浩文致力于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尤其对莫言的作品情有独钟,对其作品的译介和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研究葛浩文的翻译特点对中国文学作品外译具有启发性。本文从习语、修辞、自由直接引语三方面探讨了《蛙》英译本的翻译特点,并从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惯习、资本、场域概念视角解释了原因。葛浩文倾向于使用直译的翻译策略,注重传达中国文化。究其原因,他在接受教育与工作经历中形成的惯习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翻译的忠实观对翻译策略层面的具体表现亦有直接影响;此外,还与莫言和葛浩文累积的资本以及葛浩文在中国文学翻译场域中占据的主导地位有密切关系。葛浩文在翻译中最大限度地贴近原文不仅有利于文学作品风格的再现,也有利于译文读者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

来源:邢杰,陈俊娜.场域理论视阈下葛译《蛙》翻译策略解析[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0,43(02):5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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