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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危机中的网民捐助行为:社会资本、政府信任与渠道选择

摘要:在突发公共危机中,民间的自发互助是政府救助的有力补充。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代表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为民间互助提出了新的挑战性场景和问题。本文考察了公共卫生危机背景下的网民捐助行为,通过对一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的全国规模网络调查进行分析,发现网民对疫情风险的感知,尤其是对自身紧密相关的疫情风险感知,刺激了其捐助意愿。社会资本与政府信任共同促进民间互助行为,但影响人们对捐助渠道和方式的选择。更信任社会、依赖社交媒体的人倾向通过互联网平台等社会渠道帮助他人,而更信任政府、依赖官方媒体的人倾向通过政府渠道提供帮助。因此,本文提出公共卫生的危机应对须加强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合作。 

来源:张开平,孟天广.公共卫生危机中的网民捐助行为:社会资本、政府信任与渠道选择[J].社会发展研究,2021,8(02):152-179+245.

一、引 言

在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危机中,民间社会的自发互助是政府救助的有力补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后,由海内外企业、非营利组织和个人构成的社会网络广泛地动员和参与邻里互助、志愿服务,并对受灾地区捐款捐物,发挥了社会机制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强大力量。根据中国慈善联合会统计,仅2020年1至2月,全国共收到用于疫情防控的慈善捐赠257亿元。其中,互联网平台吸引了3000余万人次、总额约16亿元捐款(孙少龙,2020)。

围绕人类互助行为的动机,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市场营销等学科从不同角度切入,产生了大量理论和经验研究。然而,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代表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提出了全新的挑战性场景和问题。在个体层面,一方面,疫情的广泛流行将人们置于共同的风险中,使人们更能感知他人的需求并关注彼此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疫情对个体健康和经济收入构成普遍威胁,并造成极大的焦虑感和不确定性。对他人的帮助不仅意味着分享稀缺资源,有时还意味着更高的传染风险。在这样的宏观环境下,个体面临自危自利自救抑或利他互助合作的两难选择。在社会层面,来自社会内部的互信互利规范,即社会资本,在以往的重大公共危机应对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然而,新型冠状病毒的高传染性使各国政府纷纷为控制病毒传播而采取隔离措施,鼓励居家、减少聚集。那么,长时间的社交隔离是否会使人们不愿意帮助陌生人,即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社会环境之下,社会资本是否还能发挥作用、促进合作互助?在政治层面,在疫情防控压力之下,政府调动庞大的行政资源进行统一管制,政府及具有政府性质的慈善机构成为接受捐赠和统筹分配资源的主体。在我国,个体捐赠很大程度上通过政府及具有政府性质的慈善机构发挥作用。那么,对政府抗击疫情能力的信任水平是否会影响人们的捐助意愿?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我国网民群体不断扩大,网民在拓展社会网络、表达公众诉求、开展舆论监督、参与公共事务等方面发挥日益显著的积极作用(彭兰,2009)。伴随着网络捐赠平台迅速兴起,互联网在募捐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国网民规模已达9.4亿,以青少年、中年群体为主,20—29岁的网民占比最高,为27.9%(人民网,2018)。同时,根据《2019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20家互联网募捐平台年度筹资逾54亿元,同比增长68%,“互联网+慈善”成为公益慈善新的增长引擎。以某公益平台发起的公益日活动为例,仅三天便吸引全国4800余人次,超过17.8亿元的捐赠(中国慈善联合会,2020)。那么,在多种捐赠渠道并存的情况下,人们如何选择捐赠渠道,何种群体倾向于通过互联网平台捐赠?

公共危机之下的捐助行为,既是个体对他人的帮助,也是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还代表了民众对政治动员的回应。在以往研究中,国内对于捐助的研究多聚焦企业,而较少关注网民等群体的个体行为。国外研究则多关注慈善捐赠的个体心理和社会激励机制,而较少关注政治因素,鲜有研究关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之下的捐助困境。围绕近年来我国互联网捐赠平台的崛起,目前尚较缺乏关注人们对于包括互联网平台在内的捐赠渠道选择倾向的相关研究。一方面,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代表的重大公共危机为揭示捐助行为背后的一般心理、社会与政治动因提供了重要的观测窗口。另一方面,对网民的捐赠意愿与行为倾向的洞悉有助于理解并进一步推进“互联网+慈善”这一新的捐赠增长引擎的发展。有鉴于此,本文聚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所代表的公共卫生危机,研究疫情防控背景之下的网民捐助行为——何种因素促使人们身处疫情却向他人伸出援助之手,尤其是聚焦社会资本和政府信任如何调动网民的互助意愿,通过何种渠道发挥作用?本文首先从心理、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三重维度考察疫情之下人们的捐赠动机并提出理论假设;接着运用一项在疫情期间开展的全国规模调查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鉴于疫情期间开展随机抽样的不可行性和时间滞后性,本研究使用的网络调查数据来源于非概率抽样。该样本为了解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期间的网民群体行为提供了一手的数据。最后,本文指出公共危机中的个体捐助行为逻辑、社会与政府信任因素影响,并提出对公共卫生危机应对方面的启示。

二、捐助:心理、社会与政治的三重维度

捐助,包括捐赠(donation)和助人(helping),是人们为帮助他人而采取的捐献时间(志愿服务)、物品、金钱和血液等行为(Bendapudi et al.,1996)。心理学理论认为,捐助属于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范畴,即“人们为使他人受益而采取的行动,包括帮助、安慰、分享和合作等”(Batson & Powell, 2003;Penner et al.,2005)。从进化论视角看,亲社会行为源于哺乳动物照料弱者的本能——人们对他人的痛苦天然地产生同情心(sympathy)和同理心(empathy),从而产生回应其需求的愿望(De Waal, 2008;Preston, 2013)。

(一)捐助行为的心理与经济学机制

社会心理学理论认为,基于同情心的利他主义是包含捐助在内的亲社会行为最重要的动机(Batson, 2011;Batson & Powell, 2003)。研究发现,目睹他人的痛苦能够唤起人们的同情、怜悯、共情等情绪,促使其产生使他人获益的愿望和行动(Batson, 1987;Batson et al.,1987)。同时,帮助他人也能够减少人们自身的痛苦,维持其内在价值观和行为的一致性,并生发出内在满足感和幸福感(Cialdini et al.,1997;Moll et al.,2006)。

相较于心理学对利他主义动机的强调,行为经济学理论则更重视社会规范、社会比较、社会学习和社会压力等外部情境因素的作用(Bénabou & Tirole, 2006;Eisenberg & Miller, 1987)。基于理性选择视角,经济学理论认为人们付出自身成本而向公共物品捐赠并非出于纯粹利他主义,而是出于其决定所带来的收益。例如“光环效应”(warm glow)指出,人们从捐助行为中能够获取愉悦和满足感等情感收益(Andreoni, 1990)。同时,人们在意他人的评价和看法,希望向社会展示其自身形象并得到他人肯定。研究显示,提高捐赠的公开度和可铭记程度能够大大提高人们的捐赠意愿,体现了捐赠者希望向社会释放某种信号的动机(social signaling motive)(Glazer & Konrad, 1996)。社会规范往往认可和鼓励亲社会行为,遵从规范的压力驱动人们按照社会期望行动(Batson & Powell, 2003)。相反,提供激励或惩罚等外部激励则会“挤出”人们的内在动机并减少亲社会行为(Frey & Jegen, 2001;Gneezy & Rustichini, 2000a, 2000b)。因此,贝纳布和蒂罗尔认为亲社会行为是内在、外在和声誉因素的集合,并将动机归纳为奖励惩罚、公开度、个人与社会规范及竞争性四个维度(Bénabou & Tirole, 2006)。

从利他主义与理性行为的双重驱动层面出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所代表的公共卫生危机对个体捐助行为蕴含着多重影响。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出发,以往研究表明,换位思考(perspective-taking)和对他人的同情心正是利他主义行为的重要来源(De Waal, 2008)。随着疫情的持续扩大,人们普遍面临着共同的风险、具备共同的经历,因此个体更能感知他人的困难,对他人的痛苦产生更强的共情和同情心。另一些研究也指出,风险构成一种重要的行为刺激,例如当个体意识到自己面临环境污染所造成的自身健康风险时,更倾向于参与保护环境(Baldassare & Katz, 1992;Corbett, 2005)。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病毒的高传播力增强了命运共同体的连结感,从而可能促使人们超越个人利益,关注共同利益。然而, 围绕风险情境下的亲社会行为,以往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扎农等(Zanon et al.,2014)采用虚拟现实模拟突发火灾场景,研究人们在火灾逃生这一极端外部风险中是否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救助他人。在对参与者的大脑核磁共振图像进行分析后,扎农等发现对外部威胁和自身潜在危险更敏感的人倾向于在面对风险时作出自利行为,更不愿意在逃生过程中救助他人;相反,更能换位思考的人倾向于作出亲社会行为,更愿意在逃生过程中救助他人。因此,沿着社会心理学逻辑,我们认为,疫情的共同经历可能催生更强的共情能力和对共同命运的关注,使人们更倾向捐赠物资以帮助他人;相反地,疫情带来的外部风险也可能驱使人们做出自利自保的应对行为。

从行为经济学视角出发,新冠肺炎疫情同时为捐赠行为提供了一种显著的社会情境。一方面,疫情使“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规范迅速启动,驱使人们慷慨相助。媒体的“正能量”宣传往往为捐赠带来声誉等激励,捐赠者也往往获得较高的社会认可与媒体曝光度,成为他人学习仿效的对象,从而进一步强化社会规范。另一方面,疫情作为一种巨大的外部风险同时也对个体健康、经济收入构成威胁,人们不同程度地面临资源短缺的局面。不仅如此,疫情中的志愿服务还意味着更多的人员接触和更高的感染风险。因此,疫情的外部风险使人们面临更强烈的自我利益保全(健康、物质、财产等)与利他愿望(捐赠、志愿、助人等)之间的权衡取舍。因此,遵循经济学的理性选择逻辑,我们认为,个体可能感知疫情风险并承受经济损失,倾向于为自身利益保留更多资源;也可能理性权衡个体风险与名誉等社会收益,更倾向于捐赠。

有鉴于此,针对公共卫生危机情境下的捐助行为,本文提出两种对立的假设。

H1a: 个体面临的疫情外部风险越高,捐助意愿越强。

H1b: 个体面临的疫情外部风险越高,捐助意愿越弱。

(二)社会资本与捐助意愿

捐助行为不仅是个体的亲社会行为,也是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不同于心理学和经济学,社会学对于捐助的研究更侧重个体所处的社会纽带和关系网络的影响。社会资本,即社会内部“促进为彼此利益而协同合作的网络、规范和信任”(Putnam, 1995:67),是影响个体捐助行为的重要因素。内嵌于人际信任和社交网络的互信互惠规范,能够促进信息共享、调动资源,提高协同水平和效率(Fukuyama, 2012;Lin, 2002)。研究表明,社会资本的各个维度——一般社会信任、社会网络丰富程度以及公共事务参与,均与人们的捐助倾向呈正相关(Wang & Graddy, 2008)。原因在于,频繁的社会交往能够加强个体与社区的连接,提供更多了解他人需求的机会(Schervish & Havens, 1997)。而频繁的交往所形成的彼此信任和互惠互助也是慈善捐赠所需要的天然品德(Martin, 1994)。同时,个体对他人和社会的信任水平越高,越愿意接受短期的个人损失,帮助他人或关注公共利益。因此,大量研究表明,参与社区事务以及社区内正式和非正式连结的密度,比个体的慷慨程度更能影响人们对募捐和志愿活动的参与(Schervish & Havens, 1997)。基于中国家庭的调查同样发现,邻里社区参与能够显著提升中国家庭捐赠参与度(晏艳阳等,2017)。

在自然灾害和公共危机的背景下,社会资本在救援、心理缓冲、物质支持、信息共享和恢复重建方面发挥了巨大力量。研究表明,家庭和邻里的自我救助在第一时间可以为减少伤亡和损失发挥关键作用(Hawkins & Maurer, 2010;Murphy, 2007)。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具有更强的人际信任、社会网络和公共参与水平的社区往往具有更强的韧性,恢复速度更快(Hawkins & Maurer, 2010;Shaw & Nakagawa, 2004)。原因在于,在人际连接更密切的社区,人们能够获得更多的心理支持和用于恢复经济活动的资源,更好地共享信息;而且彼此原有的信任和依存关系使人们更愿意从事志愿活动和互相帮助(Aldrich, 2012;Aldrich & Meyer, 2015)。然而,伴随着人口损失和灾后迁移安置,自然灾害和公共危机往往对原有社会结构造成冲击和破坏,产生普遍的经济损失,从而降低社会黏性。例如,研究指出,即便在原本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村庄,在经历灾害后,人们只会向他人提供很少的物质支持(Brouwer & Nhassengo, 2006)。原因在于人们普遍忙于灾后修复和诉讼等,无暇参与公共事务或与邻里互动;只有受损失相对较小、灾后恢复较快的人对参与公共事务表示兴趣(Ritchie, 2012;Takeda et al.,2003)。因此,里奇与吉尔(Ritchie & Gill, 2007)认为,灾害和公共危机的发生减少社区黏度,使人们丧失对机构的信任,从而减少了人们对社交活动的参与。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居家隔离与保持社交距离成为减少病毒传播的必要措施,社会活动和面对面的人际交往普遍减少。人们不得不退回家庭等物理空间中,并对陌生人保持警惕和防御,保持距离并进行面部遮蔽。那么,为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所采取的增加社交距离等措施是否会影响人们对陌生人的帮助意愿?在防控病毒传播的社会环境之下,社交活动大幅减少,社会资本还能否发挥作用,促进合作互助?以往研究表明,公众对他人的信任水平越高,越有可能参与社区公共事务(Brehm & Wendy, 2016)。针对网民群体年轻化的特点,以往研究也发现,社会信任对网民政治参与有促进作用,尤其扩大了大学生群体的参与(黄少华、郝强,2016)。因此,我们提出第二点假设,即个体捐助行为与其对社会的信任密切相关。此处,我们关注社会资本的核心维度之一——个体对社会的一般信任,原因在于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集体层面的表现根植于每个人对他人的态度和参与(Brehm & Wendy, 2016)。

H2: 个体对社会的信任水平越高,其捐助意愿越强。

(三)政治信任与捐助意愿

公众参与不仅与社会信任互哺,也与政治信任密切相关。以往研究表明,个体的政治信任水平越高,越热衷于参与公共事务,原因在于人们更相信政治机构的权威和回应性,具有较强的外部效能感,更相信通过正式的政治程序能够影响决策(Brehm & Wendy, 2016)。

政治信任包含对政治家、政府和政治过程的评价,其中,对政府的信任于捐助行为有直接影响。政府因素包括减税等优惠政策、政府透明度和治理能力,是影响捐助行为不可忽略的因素(Brooks, 2004;Gazley & Brudney, 2005)。研究表明,政府对审计和报告的规定越严格,慈善组织的运作越健康负责(Hyndman & McMahon, 2011)。对中介机构、慈善机构的信任下降 (Webb et al.,2000)和慈善组织的形象(Bendapudi et al.,1996)通常显著影响人们的捐助意愿。而政府和慈善机构的表现,包括可信度、效率和服务质量均影响人们对其的捐助意愿(杜兰英等,2012;Li et al.,2011)。

相较于发达国家政府与慈善机构的相对独立关系,我国政府与慈善组织则存在较强的直接关联。慈善组织在登记注册、资金来源、人数规模、业务开展等环节均受业务主管部门的审核和监督。慈善组织的架构也与政府类似,在红十字会和宋庆龄基金会等全国性慈善机构内设有机关党委。慈善组织的领导者也通常与政府具有密切联系,甚至由政府退休官员担任(戴长征、黄金铮,2015)。此外,政府动员也构成我国慈善组织重要的资金来源渠道。例如,毕向阳等(2010)指出,对“希望工程”的捐款依托体制内动员并在工作单位中进行,相较于体制外动员,体制内动员的捐赠次数更多。故而我国慈善组织的架构和运行具有政府特色,甚至本身便具有官办性质。

在重大公共危机期间,公众捐助不仅是个体亲社会行为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也体现了对党和国家动员的响应。尤其在重大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危机期间,政府往往在动员民间筹资中发挥巨大作用。例如,在2008年汶川地震和2010年玉树地震发生时,我国社会捐赠绝对数量到达高峰(戴长征、黄金铮,2015)。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政府调动了庞大的行政力量布置防控体系并通过多种渠道动员捐款。在资源统筹和分配方面,地方政府及红十字会等具有政府性质的慈善机构在疫情早期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慈善组织,实际承担接受捐赠和统筹分配的职责(贾西津,2020)。鉴于政府及具有政府性质的慈善机构在公共危机时期的捐赠中扮演了动员者、接收者和分配者的实际作用,我们认为,在中国语境下,个体捐助行为与其对政府的评价息息相关。对政府信任水平较低的人更容易担忧政府对慈善机构监管不力,造成善款挪用和贪污、公信力缺失,因而更不信任官方慈善机构,更不愿意捐赠;相反,更相信政府能力和更放心政府的人则更愿意响应号召、参与捐助。因此,我们认为,对政府的信任影响人们的捐助意愿;对政府的信任水平越高,被动员的可能性越大。

此外,政治效能感亦影响个体政治参与。公众越相信自己有能力参与公共事务,越认为自己的行动能够产生实际影响,越倾向于参与。以往研究表明,公众的政治效能感越强,越愿意参与协商等公共事务(裴志军,2015)。我们认为,在重大公共危机期间,公众的政治效能感越强,越倾向于相信通过个体的努力能够为抗击疫情做出贡献,因此越愿意参与捐赠。相反,公众的政治效能感越弱,越不认为个体的努力能够产生影响,越不愿意参与捐赠。因此,我们提出两个相互关联的假设。

H3a: 个体对政府的信任水平越高,其捐助意愿越强。

H3b: 个体的政治效能感越高,其捐助意愿越强。

(四)社会信任、政府信任与捐助渠道偏好

我们接下来考察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动员机制和渠道——即当个人有捐助意愿时,会选择通过何种渠道实施捐赠。按照如上社会—政府的维度,我们首先考察社会维度,包括信任程度和渠道可及性因素。在西方社会,慈善组织是最常见的捐助中介。以往研究将帮助他人的意愿和对慈善机构的态度作出区分,指出对慈善机构的信任下降(Webb et al.,2000)和慈善组织的形象(Bendapudi et al.,1996)显著影响人们的捐助意愿。从渠道可及性而言,个体间、个体与组织之间构成的非正式关系网络为个体提供了捐助渠道(Schervish & Havens, 1997;Wang & Graddy, 2008)。研究指出,与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的社会关联显著影响慈善捐赠行为(Sokolowski, 1996)。正如毕向阳等(2010)指出,“个人所处的关系脉络并非作为背景而存在,它们通常意味着参与渠道的距离和被动员的可能性。”在社会维度的捐赠渠道中,网络捐赠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新兴形式(Saxton & Wang, 2014;Tugrul & Lee, 2018)。网络捐赠依托社交媒体平台;捐赠需求方通过网络平台发布信息,其需求借助社会网络迅速扩散,吸引网民以“众筹”方式提供帮助。相较于传统捐赠渠道,互联网捐赠平台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发挥社会网络的力量,动员网民参与,提高了同辈间的互助机会(Saxton & Wang, 2014;Zhong & Lin, 2018)。例如,一项基于沙特阿拉伯的网络调查发现,80%的志愿献血者从社会媒体平台获取需求信息,其中大部分信息通过亲人和朋友的信息转发获取,而团结互助的愿望构成人们献血的主要原因(Alanzi & Alsaeed, 2019)。由于网络捐赠依赖社交媒体的扩散和人际网络进行动员,我们认为,人们对网络捐赠的选择受其对社会的信任水平影响。人们越倾向于相信社会中的其他人,越愿意通过网络渠道进行捐赠。从政府维度考察,以往研究表明,对政府能力持怀疑态度、认为其腐败且不信任的政府的人倾向于依赖私人慈善捐赠(Brooks, 2004)。对政府信任水平较低且政治倾向偏保守的人比政府信任水平较高且政治倾向偏自由的人更倾向通过教会进行慈善捐赠(Brooks & Lewis, 2001)。

因此,捐赠渠道的选择实际体现了不同人群对社会与政府的信任程度、可及性和被动员可能性的差异。我们认为,更信任社会的人与更信任政府的人选择互助参与的渠道和方式不同。更信任社会的人倾向通过社会资源渠道帮助他人,包括同乡会、同业会、校友会、社交网络平台,甚至通过私人资源直接联系当地。而更信任政府的人倾向通过政府渠道提供帮助,包括特别党费、疫情严重地区政府、红十字会等。

H4: 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水平影响人们帮助他人的渠道和方式选择。更信任社会的人倾向通过包括互联网平台在内的社会资源渠道帮助他人,而更信任政府的人则倾向通过政府渠道帮助他人。

(五)媒体依赖与捐助渠道偏好

大量以往研究表明,信息接触渠道对公众的观点看法、政治信任、社会信任和参与行为等产生重要的影响(Ceron, 2015;Gross et al.,2004)。例如,周葆华(2011)发现,突发公共事件中对新闻的关注显著影响人们对公共事件的参与水平。媒体选择影响人们的政治信任水平。例如,张云亮等(2020)发现,新媒体接触与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呈正相关。赛龙(Ceron, 2015)发现,相比接触传统网络媒体的受众,依赖社交媒体的人的政治信任水平普遍更低。格罗斯等(Gross et al.,2004)则发现,“9·11”恐怖主义袭击后,观看电视新闻的人比阅读报纸的受众社会和政治信任水平更高。针对网民群体的研究发现,大学生对官方网络媒体的接触对政治信任产生正向影响(郭二秀、周小李,2020);然而,社交媒体对官方媒体提升政治信任的作用具有明显的“挤迫效应”,接触海外媒体较频繁的网民往往政治信任水平较低(张明新、刘伟,2014)。因此,我们假设个体的媒介信息接触影响其对政治和社会信任水平,继而对其捐赠方式产生影响。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5:媒体渠道影响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并进而影响人们对捐助渠道的选择。更依赖社交媒体获取信息的人对政府的信任水平更低,倾向通过互联网等社会渠道进行捐助;而更依赖官方媒体获取信息的人对政府的信任水平更高,倾向通过政府渠道进行捐助。

最后,我们考察个人特质对公共卫生危机中捐助行为的影响。大量研究表明,除受到利他主义动机、理性行为和社会情境的共同影响,亲社会行为还受到一系列个人特质的影响(Bussell & Forbes, 2002;Schlegelmilch et al.,1997;Schokkaert, 2006;Smith et al.,1995),比如社会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家庭背景和宗教信仰等均影响人们的捐赠和志愿行为(Schervish & Havens, 1997)。有研究指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越具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和收入,因此更愿意捐赠。然而,捐助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包括捐助意愿和捐助水平(Jones & Posnett, 1991;Smith et al.,1995)。史密斯等(Smith et al.,1995)发现,收入水平虽然影响人们的捐赠金额,却不影响人们的捐赠意愿。虽然低收入群体相比高收入群体社会资源更少、收入更低,也更容易受到外部威胁的影响,然而低收入群体同样热衷于慈善捐赠——出于平等主义价值观和怜悯心,低收入者甚至比高收入群体更加慷慨(Piff et al.,2010)。

三、数据和测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清华大学数据治理研究中心于2020年2月3日至2月9日实施的“数字技术与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问卷调查”。该调查通过“问卷星”在线调查平台进行,旨在了解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众对疫情的认知、态度和行为(贾哲敏、孟天广,2020)。调查通过新华社、人民网、《财经》、澎湃新闻、今日头条等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平台推广以及在社交媒体滚雪球的方式,共采集了6046位受访人的数据,删除作答时间较短样本和海外样本后最终获得5838份有效样本。调查样本覆盖了全国31个省、市、区的300多个地级市,除了西藏、青海、宁夏和新疆外,其他省份样本均在50—611之间,各省平均样本数为188人,样本的地域分布与各省份人口规模基本匹配,具有一定的地区代表性。人口年龄结构与我国网民相似,学生群体比例较高,且以中青年群体为主。鉴于调查样本并非来源于随机抽样,所以该数据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在图1中也呈现了调查样本的年龄结构分布与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19年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比对状况,发现调查样本年龄段的分布在结构上与我国网民的年龄分布具有相似性,唯20—29岁的区间高于CNNIC报告。

(二)变量测量

我们在此次调查中专门关注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国网民的捐助意愿和捐助水平。具体而言,调查中通过下列问题分别测量了网民的捐助意愿、捐助水平和捐助渠道偏好。捐助意愿询问人们在疫情期间“多大程度上愿意向武汉地区捐款捐物”,采取从“非常不愿意”到“非常愿意”的1—5李克特量表测量捐助意愿的强度,捐助意愿越强取值越大。根据图2,疫情期间网民的捐助意愿非常高,53.9%的受访人表示非常愿意捐款捐物,比较愿意捐助的人群占到32.4%,仅有3.9%不愿意向武汉地区捐款捐物。捐助水平是衡量捐助意愿强度的辅助变量,通过询问受访人“如果您有意愿向疫情严重地区捐款捐物,您愿意捐价值多少金额(如捐献物资,可折现后计算)”来测量,为连续变量。图3呈现了捐助水平的分布状况,大多数网民的捐助额度较为慷慨,11.3%愿意捐助1000元及以上,12.6%的捐助意愿介于500—1000元,另有47.7%的公众愿意捐助100—500元之间,其中学生群体的捐赠金额在100—200元间居多。仅有约四分之一网民捐助额度在100元以下。

图1 中国网民与本调查样本结构对比   下载原图

图2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民捐助意愿的分布   下载原图

图3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民捐助水平的分布   下载原图

我们还测量了捐助渠道选择以反映人们的捐助偏好。具体地,我们以多选题的形式询问了受访人最希望通过哪种途径对疫情严重地区进行捐助,捐助途径选项包括“疫情严重地区及周边市县政府”“红十字会等社会慈善组织”“向党组织捐献特别党费”的政府渠道,也包括“校友会/同乡会/同业会”“水滴筹等平台捐款”“直接联系当地医院直接捐助”的社会渠道。根据表1,公众最偏好直接联系当地医院捐助,68.5%的受访人选择了该途径,其次是向疫情严重地区及周边市县政府捐助(37.7%)、校友会/同乡会/同业会(30.7%),另外有17.9%的受访人愿意向党组织捐献特别党费,相对而言向红十字会等社会慈善组织捐款、在水滴筹等平台捐款的偏好较低,分别为10.6%和8.1%。

表1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众的捐助渠道偏好 导出到EXCEL

渠道类型 具体途径 比例(%)
官方渠道 疫情严重地区及周边市县政府 37.7
红十字会等社会慈善组织 10.6
向党组织捐献特别党费 17.9
社会渠道 校友会/同乡会/同业会 30.7
在水滴筹等平台捐款 8.1
直接联系当地医院直接捐助 68.5

为了解释捐助意愿和水平的差异,本文的自变量包括个体周围疫情风险、省份疫情风险、个体社会信任、个体政府信任、自我政治效能感和媒体渠道等。具体地,个体周围疫情风险是最接近网民个体的社会风险,通过了解受访人“周围是否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来测量,如果受访人的亲属/朋友/同学/同事等、同小区居民和临近小区居民感染或疑似感染新冠病毒即赋值为1;省份疫情风险变量通过对调查期内各省公开发布的平均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死亡病例数的平均值提取公因子来测量1。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变量之一,个体社会信任采取学界常用的问题“一般来说,您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还是和人相处要越小心越好”的判断题来测量,如果受访人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即赋值为1。个体政府信任反映个体对政府抗疫能力的评价和抗疫效果的预期。调查中曾通过1—5的李克特量表提问“您对我国能够有效地防控此次疫情的信心是非常有信心、比较有信心、一般、不太有信心,还是完全没信心”“我认为政府有能力遏制疫情”。在分析中对上述2道题按照同意程度越高取值越大的方向进行赋值,并对2道题的答案取平均作为个体政府信任来衡量。自我政治效能感衡量人们对自身影响政府能力的感知和评价,在调查中依据既有研究通过1—4(“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的李克特量表询问受访人对“像我这样的人对政府作为没有发言权、政府官员不太在乎像我这样的人有何想法”两个观点的同意程度。在分析中按照同意程度越高取值越大的方式进行赋值,并将受访人对两道题的答案提取公因子来作为自我政治效能感测量;媒体依赖在本次疫情期间成为影响公众参与的重要因素,本次调查采用多选题询问受访人在疫情期间关于疫情的信息是否最主要来自“中央媒体(新华社、央视、人民日报、人民网等)”“地方媒体(地方电视台、地方报纸等)”“商业媒体(商业网站、互联网客户端、商业微信公众号、视频网站、商业报纸等)”“微信朋友圈、微信群、微博、网络论坛等社交媒体”“政府官方网站、政务微信、政务微博、政务抖音、政务APP等”“家人、朋友分享的小道消息”“海外网站、媒体(推特、脸书等)”“基层政府、村居委会的通知、公告”,进一步通过因子分析提取两个主成分(χ2=3158.46, p=0.000),并分别命名为“官方媒体依赖”和“社会媒体依赖”,因子分析结果参见表3。

此外,本文分析参考既有研究在统计控制后识别自变量对捐助意愿和行为的净效应。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身份等个体特征变量,还包括疫情知识、自评社会地位等个体层面变量。其中,疫情知识水平评估人们对新冠肺炎病毒及其科学防治的认知水平,通过两组共八道判断题来测量。通过加总两组题个体层面正确回答总数所对应的分值,我们获得个体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知识分值。具体而言,第一组题目为“您同意下列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说法吗?”“可以通过飞沫传播”“可以通过接触传播”“可以通过空气传播”“致死率比非典(SARS)高”。第二组题目为“据您所知,以下哪些措施可以有效预防新型冠状肺炎病毒感染?”“在手上喷洒75%的酒精消毒液”“84消毒液喷洒空气”“使用肥皂和流动的水吸收且搓手时间不低于20秒”“用过的口罩放到病毒消毒柜里消毒可继续防护新冠病毒”。自评社会地位通过问题“在我们的社会里,有些人社会地位高,有些人社会地位低。表中的1到10表示下层至上层的不同程度。请在1到10的量表标出您所处的位置”来测量,按照自评社会地位越高取值越大的方式赋值。此外,考虑到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巨大差异,我们也加入了省份固定效应以控制地区层面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与以人均GDP为代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表2呈现了本文中所涉及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导出到EXCEL

变量 百分比(%)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性别 年龄 30.846 .141 15.000 89.000
男性 40.42 自评社会地位 4.626 1.683 1 10
受教育程度 个体周围疫情风险 .280 .449 0 1
高中及以下 7.87 省份疫情风险 -.001 1 -.309 5.296
大学/大专 54.66 个体社会信任 .703 .456 0 1
研究生 37.46 政府信任 4.222 .724 1 5
职业 自我政治效能感 .027 .992 -2.359 1.979
政府/干部/公务员 13.49 官方媒体依赖 .027 .993 -2.158 1.852
普通职员 10.90 社会媒体依赖 -.001 .997 -1.986 2.536
专业技术人员 18.29 疫情知识水平 5.968 1.103 2 8
企业管理层 6.84 人均GDP 60959 4923.7 1313.32 89279.3
工人/体力劳动者 1.91
商业服务业职工 1.00
学生 39.27
其他 8.30
样本量:5838

表3 因子分析旋转成分矩阵 导出到EXCEL

媒介选择 官方媒体依赖 社会媒体依赖
中央媒体(新华社、央视、人民日报、人民网等) .384 -.174
地方媒体(地方电视台、报纸等) .392 .008
政府官方网站、政务微信微博、政务APP等 .377 -.047
基层政府、村/居委会的通知公告 .338 .069
家人、朋友分享的消息 .052 .366
微信朋友圈、微信群、微博、网络论坛等社交媒体 -.148 .432
海外网站/媒体(推特、脸书) -.025 .322
特征值 1.760 1.494
方差贡献率 .220 .187

四、研究发现

上文阐述了公共危机期间网民进行社会捐助行为的成因,这部分在上述研究假设的指导下进行量化分析以检验研究假设。具体而言,我们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全国性网络调查所采集的一手数据,分别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和逻辑斯蒂回归来拟合数据,检验风险感知、社会信任、政府信任以及媒体依赖对捐助意愿、捐助渠道选择的影响机制。

(一)捐助意愿的成因

表4呈现了我们对捐助意愿和捐助水平分别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为了比较不同自变量对捐助意愿和水平的影响效应,我们定义了4个模型来拟合数据。模型1旨在控制个体和区域层面因素的前提下检验疫情风险感知对捐助意愿的影响,模型2进一步纳入呈现社会机制的若干影响因素——社会信任、社会媒体依赖,模型3则在模型1基础上纳入体现政治因素——政府信任、官方媒体依赖和政治效能感,模型4是包括以上所有自变量的全模型。总体上,本文所关心的自变量有效地解释了人们捐助意愿的差异,模型4的R2在捐助意愿和水平上分别为10.9%和13.9%。

综合来自捐助意愿和水平两个模型的发现,社会风险感知、网民对自身紧密相关的亲友和同小区居民等疫情风险感知,总体上刺激了人们的捐助意愿。相较于周围没有确诊或疑似病例的人,同小区居民和同事朋友间已经存在感染案例的个人更愿意向当时疫情最严重的武汉捐款捐物,并且捐助金额更高。在控制人均GDP水平以后,个人所处的省份疫情越严重,向武汉捐款的金额也越高。这一发现验证了研究假设1a, 即自身对疫情感知提升了人们向其他疫情严重地区捐款的意愿;人们感知到自身所处的疫情越严重,向他人捐赠意愿和金额越大。这表明对疫情的切身感受可能增加了人们的同理心,使人们更愿意帮助当时处在疫情最严重地区的遥远的陌生人2

研究假设2认为个体对社会的信任水平越高,捐助意愿越强。回归分析(表4)显示,相对于认为和人相处要小心谨慎的人,认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可以信任的人显著地更愿意向武汉捐款,且捐款金额更高。这表明尽管疫情期间人们对他人在物理距离和心理上均保持警惕,但社会信任仍然是激励人们向社会困难群体捐助的重要成因(Brehm & Wendy, 2016)。

捐助意愿和捐助水平模型都支持政府信任假设和政治效能感假设。表4显示,网民越信任政府有能力抗击疫情,就越有意愿向武汉等疫情严重地区捐款捐物;作为反映自我感知政治影响力的变量——政治效能感也具备相似效应,即人们越认为自己对政府决策有影响就越愿意捐助困难地区,并且其捐助水平也相应提升。上述发现揭示中国人在进行社会捐助时存在较强的“行政逻辑”,这一方面源于官方慈善组织在整个社会慈善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大量慈善组织由政府运营或监管,因而人们的捐赠意愿依赖于对政府治理能力的信任;另一方面,政府也是社会救助行为的发起者和动员者,因而人们越信任政府应对风险的意愿和能力,也就越愿意为公共危机的解决贡献资源和力量。

表4 捐助意愿与水平的成因     下载原表

表4 捐助意愿与水平的成因

    下载原表

表4 捐助意愿与水平的成因

注:(1)括弧中是标准误;(2)*p<0.05,**p<0.01,***p<0.001。

我们也考察了网民的媒体依赖对其捐助意愿的影响。根据对捐助意愿的回归分析(表4),人们主要依靠社会还是官方媒体获取疫情信息对其捐助意愿的作用不同,依赖官方媒体使人们更愿意捐助困难地区和群体,同时愿意捐助的额度也相应地更高。这源于两类媒体在关于疫情防治的议程设置上存在显著区别,官方媒体更多地发布权威信息和正向舆论引导,而社会媒体则聚焦疫情防治的社会反馈和监督作用(薛可等,2019;贾哲敏、孟天广,2020),这在两类媒体对武汉红十字会的报道中可以得到印证。

此外,我们也发现本文纳入的诸多控制变量对人们的捐助意愿也发挥着显著影响。女性显著地比男性更愿意捐助,捐助水平也显著更高,这与既有研究发现女性更偏好利他主义行为的结论一致(Mohs & Hübner, 2013)。有趣的是,在表4模型中加入性别的交互作用后发现,性别对个体社会信任水平和政府信任的作用具有相反的调节作用;社会信任水平较低的女性相较于社会信任较低的男性显著地更愿意向疫情严重地区捐赠,且捐赠金额更高。而对政府信任的男性比对政府信任的女性更倾向于捐赠,且捐赠金额更高。3同时,教育水平显著地影响着捐助水平,教育水平越高的人越偏好捐赠更多的金额,这与受教育水平较高者所拥有的财富水平高度相关;在不同职业群体中,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管理层尽管在捐赠意愿上与其他群体没有显著差异,但其捐助金额显著地高于其他人群,相反,尽管学生具备明显更高的捐赠意愿,但其捐赠水平显著地受到财富水平的限制而低于其他群体。此外,人们对疫情越了解越有意愿提升捐助额度。概言之,受教育水平和职业类型对捐助意愿的影响充分地展示了社会经济地位因素通过资源占有对利他主义行为的影响,这与国际社会的发现具有类似性(Furnham et al.,2016)。

(二)捐助渠道偏好的成因

诚然,人们是否愿意在公共危机期间捐助他人非常重要,同样重要乃至更重要的是,人们通过什么渠道捐助困难群体,以及什么因素在塑造人们偏好的捐助渠道。上文已经讨论过,我国社会捐助和慈善体系存在两类捐助渠道:一类是人们通过政府或准政府渠道参与捐助和慈善活动,譬如向党组织、政府部门和官方慈善组织捐款捐物,委托上述官方机构管理和支配慈善资金或物资;第二类是通过社会渠道来捐助他人,譬如人们通过民间团体、互联网众筹平台或医疗机构等非官方渠道来直接帮助受益者,后者尤为强调社群互助的重要性。幸运的是,本次调查测量了人们通过官方或社会渠道捐助的偏好,表5呈现了疫情风险感知、个体社会信任、社会媒体依赖、政府信任、官方媒体依赖和自我政治效能感等因素对捐助渠道偏好的影响效应。

首先来考察疫情风险感知对捐助渠道选择的影响。结果显示,紧邻人们生活场景的同小区居民与亲友疫情风险显著地影响着捐助渠道的选择,但更为遥远的省级疫情风险没有显著影响(表5)。这表明风险感知影响人们利他主义行为的关键机制是微观情境下“可触摸”的社会风险在影响人们的同理心。值得注意的是,个体身边的疫情风险对人们选择官方渠道还是社会渠道捐助有迥异影响,更高水平的个体周围疫情风险一方面提升了人们利用校友/同乡/同业会和当地医院等社会渠道的概率,另一方面显著地降低了人们通过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捐助的可能性。表5结果显示,身边存在疑似或确诊病例的人通过校友/同乡会捐款的概率是那些身边没有疑似或确诊病例的人的1.29倍;而身边存在疑似或确诊病例的人更不愿意通过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捐款,其通过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捐款的概率仅是那些身边没有疑似或确诊病例的人的72%。这可能是因为微观情境下“可触摸”的社会风险提升了人们对社群合作、社会互惠作为解决公共风险的信赖(Wiessner, 1982),进而引起人们更多通过社会渠道来帮助“弱者”。

其次,与上述个体周围风险相关的一个发现是,个体对社会信任的感知也显著地提升了人们通过校友/同乡/同业会捐款捐物的可能性,而对官方渠道没有显著影响(见表5)。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以信任的人通过校友/同乡会捐款的概率是那些认为与大多数人相处要小心的人的1.15倍。这表明,公共危机期间的社会资本会激发人们对社会团体等互惠组织的信赖和依靠,进而影响着人们的利他行为。相反,我们发现政府信任和自我政治效能感发挥着与社会信任相反的效应,即越认为政府有能力防控疫情、越具有政治效能感的网民更愿意通过向疫区地方政府、官方慈善组织和缴纳特别党费等官方渠道捐助,而越信任政府的网民反倒不愿意向校友/同乡/同业会和疫区当地医院等社会渠道捐助。与我们的假设不同的是,个体对社会的信任水平并未使人们更倾向于通过互联网平台捐赠,可能由于人们对互联网募捐平台本身的相信程度存在差异。上述两个方向迥异的发现部分验证了本文提出的条件性研究假设4,凸显了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对社会捐助的异质性影响。

关于控制变量对捐助渠道选择的影响,结果(表5)显示教育水平越高的人越愿意捐款给校友/同乡/同业会、当地医院并缴纳特别党费,但越不愿意通过当地政府、官方慈善组织和众筹平台来捐款;在所有职业群体中,干部更愿意缴纳特别党费,但不偏好通过众筹平台捐款或直接捐助医院。专业技术人员偏好向校友/同乡/同业会捐款和缴纳特别党费;而企业管理层偏好向校友/同乡/同业会捐款。

表5 捐助渠道偏好的逻辑斯蒂回归分析     下载原表

表5 捐助渠道偏好的逻辑斯蒂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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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捐助渠道偏好的逻辑斯蒂回归分析

注:(1)括弧中是标准误;(2)*p<0.05,**p<0.01,***p<0.001。

我们在表6中呈现了人们的政府信任水平对媒体依赖影响捐助渠道选择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网民的信息获取渠道通过影响政府信任水平而影响捐助渠道选择,即政府信任发挥中介作用。越依赖社会媒体获取消息的网民通常政府信任水平越低,继而更倾向于利用校友/同乡/同业会、互联网众筹平台和疫区当地医院等社群机制帮助需要人群,并显著地更不愿意捐助疫区当地政府等官方渠道。相反地,越依赖官方媒体获取疫情资讯的人们越偏好通过捐助疫区当地政府和缴纳特别党费等官方渠道帮助困难地区,而不愿意采取捐款给校友/同乡/同业会等社群机制。此外,人们无论依赖社会媒体还是依赖官方媒体,都更不愿意捐款给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这一负面效应通过降低的政府信任发生作用。可见疫情期间各类媒体对红十字会普遍的负面报道降低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水平进而降低了向红十字会捐赠的意愿。这一发现验证了假设5,即媒体使用偏好通过塑造着公共危机期间网民的政府信任而影响其捐助渠道选择。

表6 政府信任水平对媒介渠道影响捐助渠道偏好的中介作用 导出到EXCEL

官方渠道 社会渠道
疫区
当地政府
红会十字等
慈善组织
交特别党费 校友/同乡/
同业会
水滴筹等
互联网平台
疫区
当地医院
社会媒体依赖
间接影响
(indirect effects)
-.013***
(.065)
-.014***
(.002)
-.010***
(.001)
-.006***
(.001)
.000
(.001)
.008***
(.001)
直接影响
(direct effect)
-.017***
(.006)
-.022***
(.006)
-.009
(.005)
.043***
(.006)
.012***
(.004)
.030***
(.006)
全部影响
(total effect)
-.029***
(.006)
-.036***
(.006)
-.019***
(.005)
.053***
(.006)
.013***
(.004)
.038***
(.006)
官方媒体依赖
间接影响
(indirect effects)
.015***
(.002)
-.006***
(.001)
.012***
(.001)
-.014***
(.002)
-.001
(.001)
-.012***
(.002)
直接影响
(direct effect)
.039***
(.006)
-.008*
(.004)
.032***
(.005)
-.022***
(.006)
(.000)
(.004)
.006
(.006)
全部影响
(total effect)
.054***
(.006)
-.014***
(.004)
.044***
(.005)
-.036***
(.006)
-.001
(.00)
-.006
(.006)

注:(1)参数估计基于bootstrap(自助抽样);(2)括弧中是标准误;(3)*p<0.05,**p<0.01,***p<0.001。

五、结论与启示

在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中,个体捐助与社会组织的参与能够迅速整合资源,为危机应对和灾后恢复提供了重要保障(陶鹏、薛澜,2013)。然而,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代表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对人类合作互助构成了多重挑战。在病毒威胁、收入受损和社交隔离的背景下,社会资本和政治动员如何发挥作用?基于一项疫情期间的全国性网络调查数据,本文系统考察公共卫生危机背景之下网民捐助行为的社会与政治机制,揭示其如何影响捐助意愿、水平和渠道方式选择。

本研究发现,首先,人们对疫情风险的感知越强,越倾向于向他人捐款捐物。人们身边的亲友及同小区居民周边疫情风险显著提高了人们的捐助意愿。病毒的高传播力增强了命运共同体的联结感,共同的风险和经历催生了更强的同理心和共情。其次,在社会交往减少的疫情防控背景下,个人对一般社会信任的感知仍然能够显著地提高人们的捐助意愿和水平。这表明即便人们对他者保持物理距离的防御和心理的戒备,社会内部既有的信任、规范和网络依然能够促进协同合作。这凸显了社群机制在突发公共危机应对中的重要性。

本研究还发现,网民向疫情严重地区的捐助意愿与其对政府能力的信任水平呈正相关。在我国的疫情防控中,政府行政力量和具有政府性质的官方慈善组织集合了动员、接受和分配捐赠物资的角色。因此,人们的捐赠意愿与其对政府以及官方慈善组织的评价密切相关。这一方面意味着政府能够借助自身政治资本有力地动员资源和力量,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慈善组织的不规范管理与形象危机将减少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和捐助意愿。

最后,研究发现,在多种捐赠渠道并存的情况下,信息获取习惯显著地影响着网民对政府的信任水平,继而影响人们的捐助渠道选择。这表明媒体使用偏好可能通过议程设置和启发效应塑造着公共危机期间人们的政治信任,进而影响其捐助渠道的选择。社会信任水平越高、越依赖社会媒体获取信息的网民,越倾向于通过校友会/同乡/同业会和疫区当地医院等社会机制帮助他人。网民在信息获取上越依赖社会媒体,越倾向于通过互联网平台捐赠。而越依赖官方媒体获取信息的公众,政府信任水平越高,越倾向于选择特别党费等官方渠道参与捐助。这凸显了在信息获取渠道多元的环境下,社会力量能够与行政力量配合互补,互联网募捐平台能够与传统渠道相结合,更大程度调动公众参与。

由于调查完成于疫情期间,本研究所使用的网络调查数据并非基于随机抽样,样本中的学生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偏多,因此在将本研究的发现推广至一般群体时需要谨慎解读。另外,调查并未直接测量人们的同理心水平,因此无法对捐助心理机制作出因果推断。综上,本研究表明公共危机应对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合作的重要性——政府与社会机制能够调动不同人群的参与,二者缺一不可。政府、社会与市场机制三者互补所形成的“互动式治理”(顾昕,2019),将有力推动重大公共危机期间的民间互助。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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