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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回顾与反思

来源:陆志国.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回顾与反思[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0,43(02):51-58+84.
摘要:本文对国内外近20年来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视角下的翻译研究进行了简要回顾,梳理了学界对该理论核心概念的理解及运用,指出该项研究在概念关联、文本细读、理论深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结合中国语境,进一步阐述了翻译场、政治惯习等概念,为后继研究提供了一些思路与方案。

作者简介: 陆志国(1974-),男,河南洛阳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翻译史,E-mail:lylzg2005@aliyun.com。;

0.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一些西方学者尝试将社会学理论运用于翻译研究,尤其是对译者行为的研究。布迪厄(P.Bourdieu)的文化社会学、拉图尔(B.Latour)的行动者网络(ANT)、卢曼(N.Luhmann)的社会系统等理论相继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翻译的社会属性、译者的社会定位、行动者的关系网络等内容逐渐成为翻译研究的热点,并由此引发了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形成了“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社会翻译学”或“翻译社会学”的研究领域。

这一领域的研究历史不长,却取得了丰硕成果。邢杰等(2016)统计出1997~2015年的翻译社会学文献达164 篇/部;武光军(2019)通过检索1998~2017年发表的SSCI、A&HCI 收录期刊论文,发现与社会学相关的翻译研究论文达到93篇以上。其中,以布迪厄社会学为理论视角的翻译研究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涌现出古安维克(J.Gouanvic)、西梅奥尼(D.Simeoni)、塞拉-谢菲(R.Sela-Sheffy)、因吉莱里.(M.Inghilleri)等研究名家。沃尔夫称赞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最具影响力的构架”(Wolf 2007a:12);汉纳指出,过去20年布迪厄的著作对翻译研究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将继续为口笔译的社会文化动态研究开辟新的视角(Hanna 2016:1)。

邢杰、武光军等对西方翻译社会学近20年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王洪涛(2016)则总结分析了2006~2016年间中国翻译社会学研究的现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与未来的发展,对建构理论与认识译者行为都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然而,限于篇幅与视角,这几位学者的描述多停留在整体架构与宏观层面,对一些微观的问题并未细加分析,为后续研究留下了一定空间。基于问题的针对性与指向性,本文聚焦于布迪厄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对其国内外20年来的发展进行简要梳理,反思研究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的途径。

1. 研究回顾与概述

将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引入翻译研究,一方面标志着“文化转向”之后的又一研究视角创新,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布氏理论与翻译研究的“自然衔接”。在勒弗维尔(A. Lefevere)的“重写”、埃文-佐哈尔(I.Even-Zohar)的“多元系统”、图里(G.Toury)的“规范”等理论的推动下,描述性翻译研究完成了对语言学派翻译观的超越。然而,此类研究过于强调“系统”“规范”等客观因素对译者的影响,忽视了译者的能动性,其外部决定论的本质受到质疑。为了摆脱规范理论的制约,一些学者开始转向布迪厄等人的社会学理论。

布迪厄在理论阐述中没有提及翻译,更未设计出一套系统的理论框架来考察译者行为。因此,当前的翻译研究更多体现在有关学者对布迪厄核心概念的阐释、运用与发展上。

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勒弗维尔最先运用布迪厄的概念来探讨翻译现象。他将“文化资本”看作是翻译的驱动力,通过分析维吉尔(Virgil)的《埃涅伊德》(Aeneid)在英语世界的翻译情况,说明翻译对文化资本进行的分配和调节至少取决于3个因素:“读者的需求、翻译赞助人或发起人、源语和目标语在文化及语言方面的声名”(Lefevere 1998:44),并指出一些中产阶级希望通过翻译来获得与贵族一样的文化地位。勒弗维尔在研究中只是借用了“文化资本”的概念,而对于场域等其他概念乃至布迪厄的理论体系,并没有展开论述。尽管如此,他的探讨对后继者的影响却不容小觑。赫曼斯指出,勒弗维尔对资本概念的运用,使别的研究者在寻找理论模式来研究社会语境中的翻译时,不断地转向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Hermans 1999:131)。

加拿大学者古安维克也较早从社会学的视角审视翻译。他借用布迪厄的“场域”等概念来阐释美国的科幻小说怎样作为一种新文类被移植到二战后法国的文学场。古安维克重在描述新文类产生的社会因素。首先,他对翻译场的存在表示质疑,认为译本在目标文学场中的流传与原作都隶属同样的逻辑,强调目标场域垄断了施加接受和评判的特别条件,因为“翻译文本和目标文化中产生的文本遵循同样的逻辑”(Gouanvic 2002:160)。其次,古安维克分析了符号资本与翻译的关系,指出目标场域根据其内在逻辑赋予了原作者及译者一定的资本与声名。最后,古安维克详细描述了行动者在文学场中为夺取象征资本而展开的竞争。将翻译产品看作遵循目标场域的逻辑,是古安维克对布迪厄的“同源性”(homology)概念的理解和应用。然而,他并没有对法国和美国读者群的相似性条件进行更多必要的分析,使其解释力显得不足,但率先将翻译研究转向对场域、机构、行动者之间关系的探讨,践行了布迪厄“关系主义”的逻辑,为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铺平了道路。

另一位将布迪厄理论引入翻译研究的先驱者是西梅奥尼。他尝试将布迪厄的“惯习”概念用于翻译研究,把具体的“翻译惯习”与“规范”概念放在一起讨论。西梅奥尼认为惯习包括一般的“社会惯习”(Social Habitus)和特定的“职业惯习”(Professional Habitus)。一般的“社会惯习”构成了社会秩序系统围绕运转的中心,而译者根据实际任务的要求发展成一套较具体的职业惯习。西梅奥尼从两方面对译者的从属地位做出分析。首先,他认为翻译是他治的活动,总是隶属别的场域,翻译场至多构成一个“虚假场或有待形成的场”(Simeoni 1998:19),所以译者总是服从雇主场域(Client Field)的话语和其他翻译规则。其次,惯习概念强调了习惯性翻译实践的结构特征与建构特征。译者在遵循规范的同时加强了这一规范,“译者的屈服”是习俗和社会秩序使然,却又维护了这一社会秩序和习俗。西梅奥尼特别指出惯习和规范的不可分割:没有脱离惯习的规范,也没有脱离规范的惯习。西梅奥尼对惯习概念的分析和探讨,弥补了规范概念对译者行为解释力不足的缺陷,尤其是他对惯习的分类,加深了读者对布迪厄惯习概念的理解,说明了翻译行为生成的复杂性和多维特征。

此后,场域、惯习概念作为布迪厄理论体系的核心,一直得到翻译学界的关注,对此的讨论及质疑也从未间断。塞拉-谢菲对惯习、规范和场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Sela-Sheffy 2005:1-26),认为西梅奥尼提出的“译者具有屈服于规范的惯习”是有问题的,这样会使译者不能扮演创新者和革命者的角色,总是被套上规范的桎梏。塞拉-谢菲指出布迪厄场域和惯习概念的双重性:概念复杂、定义不严密,用于研究有时让人困惑,而若简化,又易导致机械决定论,然而在探讨译者选择的可预测性与多样性关系方面,她认为惯习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因吉莱里(Inghilleri 2005)则结合惯习等概念,将规范放在具体的场域与话语中讨论,她通过法庭口译活动,对西梅奥尼机械地看待译者惯习提出批评,指出口译者的惯习并不是一成不变地复制了固有的规范,而是与其他相矛盾的、独特的惯习共同卷入了协商的过程。

梅勒阿茨(Meylaerts 2010,2013)对比利时多语环境下译者惯习的形成做了多角度的描述。拉伊尔(Lahire 2003)借用对惯习概念的批判,指出惯习是多样的、动态的,甚至有时是碎片化、自相矛盾的。译者的惯习并不能简化为译者的职业惯习,译者所处的场域对个人惯习的激发导致了译者的当前行为。

另外,还有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如沃尔夫(Wolf 2007b,2012)对“翻译场”的界定及对社会学视角下翻译研究的思考与探索;汉纳(Hanna 2016)对莎士比亚悲剧在早期埃及的翻译与传播研究;卡扎季安(Kazakian 2007)对杰克·伦敦的小说《海狼》(The Seawolf)译介入法国文学场的研究,以及傅敬民(2009)王洪涛(2016,2017)汪宝荣(2018,2019)等国内学者的研究,探讨了翻译社会学的理论建构问题,或是展示了理论视角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过程,为当前的翻译社会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实际上,西方的研究成果常见于一些期刊专辑、论文集及学术专著。The Translator杂志特刊《布迪厄与口笔译的社会学》(Bourdieu and the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2005)与论文集《建构翻译社会学》(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2007)代表了布迪厄社会学在翻译研究领域的发展与成就。MonTI杂志专辑《社会学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Applied Sociology in Translation Studies,2010)展示了布迪厄理论在法庭口译、公共服务翻译、文学翻译与新闻翻译等领域的运用。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杂志特刊《口笔译研究中的“社会学转向”》(The Sociological Turn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2012)对布迪厄的核心概念在笔译和口译研究中的运用进行了多维审视,推动翻译研究更为关注翻译与社会的关系及研究范式的更新。

Vorderobermeier主编的《重绘翻译研究中的惯习》(Remapping Habitus in Translation Studies,2014)分别从理论与实证研究、学科内部关联、研究方法论和研究领域拓展等方面,围绕布迪厄的惯习概念在翻译研究中的适用性展开论述,或结合其他理论对惯习概念做出补充,或在不同语境中深入发掘惯习概念的潜在价值,进一步扩展了惯习概念的应用空间。

一些论文集如Translators Have Their Say?Translation and the Power of Agency(2014)、专著如丘列涅夫(Sergey Tyulenev)的《翻译与社会导引》(Translation and Society:An Introduction,2014)、汉纳的《翻译研究中的布迪厄》(Bourdieu in Translation Studies,2016),探讨了如何用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开展翻译研究、该领域研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如何在个案研究中进行社会学分析,等等。这些成果为读者分享了社会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现状、问题、方法和实例,丰富了研究手段和研究个案,助推了此领域研究的发展。

2. 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建议

以布迪厄为视角的翻译研究已逾20年,对翻译学的发展与贡献有目共睹。西梅奥尼、梅勒阿茨、塞拉-谢菲等对惯习概念的论述,西梅奥尼、塞拉-谢菲、沃尔夫等对翻译场的认识,古安维克、汉纳、因吉莱里等的应用研究,吸引翻译研究者将目光更多地投向译者与社会关系的探讨。然而这项研究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如汉纳所说:“要对当前的研究得出结论性的评价为时尚早,因为相关的研究仍在进行”(Hanna 2016:1)。这里仅对布迪厄视角下翻译研究的不足提几点商榷意见:

首先,对布迪厄理论几个核心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缺乏分析。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是以法国为背景发展并完善起来的,它在法国场域之外的适用性和解释力还需更多检验。某些概念本身(如惯习)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实际运用有一定的难度。一些学者又往往采取断章取义的做法,在研究中套用一个或两个概念,完全忽视了布迪厄的理论体系,尤其是核心概念之间内在的联系。孤立地运用这些概念,就会忽视彼此间的张力而导致机械决定论,使作为布迪厄理论核心的“关系主义的思维”(relational thinking)难以落到实处。同时,一些学者在用社会学理论研究翻译现象时,将布迪厄的某些概念与其他社会学理论相糅合,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理论的互补作用,但从本体论的角度看,这样的糅合存在削弱概念自身解释力的可能,必须仔细考量、缜密求证。

其次,一些个案研究没有对相关场域进行界定与结构分析。场域是布迪厄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之一,一切文化活动都被看作在特定场域中进行。然而,布迪厄对跨文化交际问题关注不多,并没有专门谈论翻译场。由此,一些翻译研究者在应用布氏理论时,未对研究对象所处的场域进行界定,也没有追溯场域的历史与客观化的结构生成之间的关系,更没有探讨翻译场(假若存在)与文学场或其他场域的关系等,却只抽取看似最相关的概念(如惯习)展开分析,忽略了惯习获得“游戏感”(feel of game)的场所,以及惯习等概念在自治和他治场域下的非等同作用,就容易造成以偏概全。

塞拉-谢菲认为,翻译场是不同位置构成的空间,通过其内部的体系和竞争来调节,拥有专门的象征性资本,场域的活力表现在“能认识到译者偏好和选择的可预测性和多样性之间的张力,这取决于他们的群体归属”(Sela-Sheffy 2005:19)。尽管西梅奥尼(Simeoni 1998:31)、古安维克(Gouanvic 1997:35)、沃尔夫等不认同一个相对独立的翻译场存在,但他们并不否认翻译产品必须在特定的场域发生或流传。由此,不管翻译场是否存在,翻译的考察都应按照所处场域的逻辑进行,应避免简单化处理。

再次,惯习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探讨未成为译者行为研究的核心。布迪厄的社会学模式更关注跨学科及宏观层面的文化范畴,而不是微观的语言结构。他曾批评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没有将语言置于社会文化空间来考量(Bourdieu & Wacquant 1992:147)。西梅奥尼指出惯习概念的使用将中心从“文本与系统”转换到“翻译与写作的实践”(Simeoni 1998:33)。也许受社会学更注重外部关系研究的影响,大多数翻译学者过于依赖场域分析、外部考证,较少将惯习、场域等概念与文本细读结合起来研究。

然而,布迪厄注重将超文本层面的研究和文本层面的研究整合起来(Wolf 2007a:17),同时,从根源上讲,布迪厄的理论就是为了克服研究的二元对立。文本是被物化的历史,对不同时期的文本进行细读可以发现部分惯习(如翻译惯习)是怎样通过文本折射出来的,以及哪些惯习延承并参与了新的实践。当前的个案研究大多重视文本生产的外部环境对翻译选材的作用,却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文本折射出的译者惯习和翻译策略等。所幸的是,一些学者已意识到翻译研究会落入“社会学研究”窠臼的危险,因而对布迪厄的术语进行挖掘与整理,使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如查尔斯顿(Charlston 2013)基于布迪厄的“身体姿态”(bodily hexis)理论,提出了“译者姿态”(translatorial hexis)的设想,通过对翻译文本细节的追寻,来审视译者姿态的具体呈现,从而指出文本是对译者惯习的表征。帕斯马兹(Pasmatzi 2014)、汪宝荣(2017)在这方面也做了有益的尝试。

还有,以单个译者为中心的系统研究尚不被重视。总体而言,该领域的研究,重视译者群体、文学类型和译本流传,较少以译者个体为中心,即便有所涉及,也很少去浓笔描述译者的社会轨迹及翻译惯习的生成。一些研究者常将译者的生活经历错认为“人生轨迹”(trajectory),这种简约化的理解是布迪厄最为反对的。当然,重视译介群体与布迪厄理论的侧重有关。惯习在其论述中,更多地指向社会惯习、群体惯习,或者说阶级“趣味”(taste);而对译本流传展开的研究更容易契合布迪厄对文化产品的产生、流通和消费的论述,这无形中为翻译学者从事单个译者的研究造成了挑战。切斯特曼指出,近年来大量的翻译研究关注更多的是译者本身,而不是翻译文本,由此证明了译者研究作为研究对象的成立(Chesterman 2009:13)。不可否认的是,译者研究不管其对象是群体还是个人,最终都要落脚于译者个体研究,尤其是以译者为中心的系统考察更能检验出场域的变化、多种惯习的调适对翻译行为的影响。

最后,理论研究与概念运用有待进一步深化。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用于翻译研究的前景广阔,但其理论缺陷亦不可否认。如法国学者Lahire(2003)对布迪厄惯习概念的普适性提出批评,这也引起了沃尔夫(Wolf 2007b)、梅勒阿茨(Meylaerts 2013)等人的回应。一些问题仍需更多地验证,比如,译者行为是怎样由翻译惯习、其他惯习调适而成的?布迪厄理论怎样与其他社会学理论形成互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运用于中国语境是否也遵循同样的逻辑?用反思社会学的方法来看,翻译话语与翻译实践只是一种话语建构还是惯习的真实投射?已有不少学者尝试去发展或修订布迪厄的理论,但其可操作性还有待进一步检验。同时,布迪厄的其他概念如“doxa”(信念)、“illusion”(幻象)等,除了古安维克、汉纳、因吉莱里等学者的论述,尚未见到更多强有力的实例。实际上,相比于西梅奥尼、沃尔夫等人在阐述惯习时对“规范”概念的执着,“doxa”或许可以替代规范用于对场域规则的表述,且更能表达出布迪厄所称的“实践感”。

3. 核心概念的探讨与发展

为推动该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有必要对某些概念做出界定、对概念间的关系做出说明、对概念的语境化问题进行探讨。

3.1 翻译发生场域的假设与界定

要考察译者行为,就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社会场域。翻译场的存在与否一直是学界争论的话题。沃尔夫借用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概念来建构翻译发生的“调解空间”(Wolf 2007b:109),“杂合”“协商”与“调解”是这个空间的主要特征,有利于新场域的建构。但这个新场域的逻辑如何界定?如何理解与考察译者行为?沃尔夫并没有提供一个可操作的方案。

综合古安维克、沃尔夫、汉纳等人的研究,以文学翻译为例,假若翻译场存在,其必然与雇主场(文学场)产生接触与碰撞,形成一个次场域——文学翻译场,即译者行为发生的场域是翻译场和文学场的交叉空间(如图1所示)。在此框架下,文学场和翻译场中的变化都会影响译者行为,而译者行为又会进一步塑造文学场和翻译场。

汉纳考察莎士比亚悲剧在埃及的翻译与流传时,考虑到影响翻译的各类因素,其图式(Hanna 2016:58)较为复杂与细化:戏剧翻译场与文学生产、戏剧生产、读者、戏剧翻译批评、观众等相关场域交错叠加,彰显了戏剧翻译生产的张力关系。这给社会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3.2 场域分析的步骤与方法

因吉莱里指出,翻译现象应首先被置于经济、政治与更广泛的社会因素构成的权力场中;其次,应通过产生翻译活动的场域来审视;再次,翻译现象的考察应涉及行动者的性情倾向(dispositions)即惯习和相关的机构,包括与翻译相关的学术活动等(Inghilleri 2005:129)。显然,此分析过程是对布迪厄社会实践模式的复制。塞拉-谢菲在考察以色列译者群体的行为时,也遵循了类似的步骤。

对译者行为的研究可依此步骤展开,却不一定局限于此框架。贺麦晓提出:“对场域结构和位置的分析仅仅是文学社会学研究的一个视角。另外一个值得探讨的领域是个体的行动和他们应对场域主要原则的办法”(Hockx 1999:5)。纵观近20年来的翻译社会学研究,研究者很少对场域结构进行细览式的分析,而更多地展现译者行为与惯习、规范之间的动态关系,从而继承和发展了西梅奥尼关于规范和惯习关系的看法,虽便于操作,但对规范作用的凸显,降低了布氏理论的解释力。如上所述,我们可用布迪厄的“doxa”(信念)概念代替“规范”,以拓展理论阐释的空间。

3.3 惯习的区分与补充

根据西梅奥尼等人的研究,社会惯习是个普遍概念,职业惯习是个特殊概念,而个人惯习居于其间。个人生活在特定社会或场域中,与同一阶层的人共有一些性情,但个体之间也会有不同。翻译惯习的概念有助于我们探讨译者在翻译场域中体现出的惯习,避免惯习概念的含混带来操作上的不便。但是,在解释译者的一些反常行为时,它有时和规范概念一样显得无能为力,这样就不能不借助个人惯习。

在中国语境下,一些译者在特定时期呈现出“为政治而翻译”的倾向,并逐渐在翻译场中形成一种“政治惯习”(political habitus),顺应了译者对政治资本的追求。无独有偶,沃尔夫也提出并论证了“政治惯习”的存在。她指出,译者一旦愿意为自己的文化和社会实践承担责任,他们传统的中立立场和隐形就只属于历史。这种责任无疑受到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当前,翻译研究开始关注战争、社会冲突等,要充分了解译者在战争等语境中的作用,就有必要研究其“政治惯习”,“……一种养成的政治惯习将有助于寻找解决方案”(Wolf 2012:136)。

政治惯习与其他惯习一样调适了译者的翻译行为。古安维克(Gouanvic 2014:39)认为译者惯习并不完全产生于翻译场域;汉纳(Hanna 2016:45)也指出,译者惯习不仅由翻译的职业场域塑造,而且由那些在职业场域外的空间所获得的历史经验不断建构。从梅勒阿茨(Meylaerts 2013)等人的研究来看,个人惯习与译者行为密切相关,尤其是译者的翻译选材。因此,译者的个人惯习尤其政治惯习也应引起研究者们的关注。

4. 结论

布迪厄社会学翻译研究不仅是自身体系与概念框架的运用,更是与其他一些概念、理论相融合、相补充、相印证。现有研究中,布迪厄的惯习等概念与身份认同、话语交际、形象建构放在一起讨论,也运用在文学翻译、法庭口译、公共服务翻译等范畴;一些研究者也尝试用拉图尔、卢曼等人的理论来修订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呈现出理论的包容与活力。

然而,研究者应保持清醒的边界意识。任何概念都有其产生的语境、内涵与边界,跨越了这个边界,其解释力可能就会减弱。例如,惯习不能被看成“有计划的谋略”; 拉图尔的理论适合解释一项翻译任务完成的过程,而布迪厄的理论则常被用于解释译者行为。因此,理论怎样融合、为何融合应成为布迪厄社会学翻译研究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概言之,以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为视角的翻译研究超越了二元对立和本质主义的思维模式,注重翻译和历史、社会的互动过程,重视译者及翻译过程中不同参与者的作用,强调了以行动者为中心的研究理念,在近20年一直处于翻译社会学研究的中心。通过分析之前研究的不足,对惯习、场域等概念的适用性语境、内涵与外延等问题进行阐述,可为布迪厄视角下翻译研究的开展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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