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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剑委 翻译出版生产中的译者行为体系研究

摘要翻译出版生产是重要的翻译生产活动,但翻译出版生产中的译者行为并未得到充分考察。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借鉴布尔迪厄的行动者地位层级观,本研究聚焦翻译出版生产中译者与其他行动者的层级性联结和互动。根据译者行为与语言转化的相关性,将译者行为分为译内行为、译向行为和译外行为,从社会学视角建构翻译出版生产中的译者行为体系,拓宽译者行为的范畴,丰富翻译出版学和翻译过程社会学研究。
关键词翻译出版; 行动者网络理论; 译者行为; 译内行为; 译向行为; 译外行为;

0.引言

当前的社会翻译学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译作社会学和译者社会学(汪宝荣 2018),翻译的社会实践过程研究还有待加强(邢杰等 2019)。其实,少数研究者已开始关注翻译生产过程:Jones(2009)考察了波斯尼亚诗歌英译生产过程中人类行动者与文本的交互;Paloposki(2009)基于芬兰两位译者的通信资料研究了译者与出版商的互动;许诗焱(2016)探究了译者与作者、编辑等主体的互动在《干校六记》英译本生成中的作用。这些研究均为个案研究,对翻译生产过程中的相关主体予以全面考量,但没有聚焦并归纳译者与各行动者的互动关系,也未关注翻译生产的具体领域,如法庭口译、会议翻译、字幕翻译、翻译出版等领域。

本研究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并借用布尔迪厄的行动者地位层级观,描述译者在翻译出版生产中与相关行动者的层级性联结和互动,并以大量译者回忆文献为佐证,阐释译者的译内行为、译向行为与译外行为形态,建立翻译出版生产中的译者行为体系。翻译生产过程中各角色互动是翻译过程社会学不可忽视的研究内容(Wolf 2007: 16),而译者在翻译生产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因此,聚焦译者,归纳译者行为体系,考察译者与相关行动者的层级性互动关系能很好地揭示翻译生产活动。作为翻译生产活动的重要类型,翻译出版是文学海外传播的主要形式。关注翻译出版生产中的译者行为迎合了具体领域的翻译过程社会学研究和中华文化“走出去”研究的需要。

1.行动者网络理论

根据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行动者(actant)是指所有在行动过程中改变事物状态的要素(Latour 2005: 52),包括主体(如作者、出版商、读者)和客体(如有形工具和无形技术)。两者分别被称为人类要素(humans)与非人类要素(non-humans)(Latour 2005: 76),他们都是社会活动的参与者(Latour 2005: 72)。考察行动者联结(association)和互动(interaction)的社会学理论就是行动者网络理论(Latour 2005:160)。人类与非人类要素的互动促成社会产品的生产,因此该理论适合描述生产活动(Buzelin 2005: 194)。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两个观点与场域理论是一致的:社会产品由各行动者合作生成;这些行动者都处于相互竞争状态(Buzelin 2005: 199)。这为两种理论的综合运用提供了可能。不过,场域理论特别关注拥有不同资本的行动者在层级制度中的位置(可称为“地位层级观”),非常适合描述行动者行为背后的动态机制。根据场域理论,行动者是(经济、文化、社会、象征)资本的拥有者,他们根据自身轨迹及其由资本(数量和结构)禀赋衡量的所处场域位置,积极保留或颠覆资本的分配状况(Bourdieu & Wacquant 1992: 108-109)。但是,场域理论中的行动者并不包括客体,“布尔迪厄翻译社会学研究者忽视了文本处理(如翻译、修改和审校)”,“只关注行动者和机构参与文化产品流通的行为”(Buzelin 2007: 142),而作为客体的文本是翻译生产过程研究不可避免的要素。可见,行动者网络理论更适合研究翻译生产活动,但场域理论关于人类行动者的地位层级观可用来阐释译者在翻译出版生产过程中与各行动者的层级性的互动关系。其实,已有少数学者尝试将两者结合,考察译者与出版商协作从购买版权到市场营销的文学作品生产过程(Buzelin 2007)和葛浩文英译 《红高粱》在美国的生产过程(包括发起、翻译、编辑与出版)(汪宝荣 2014)。这些个案研究利用翔实的社会学证据描述了翻译出版活动中各行动者的互动,为翻译过程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典范。不过,这些研究所描述的人类行动者全面而繁多,并未考察翻译出版生产中的译者行为,而其他理论视角的翻译出版主体研究(冯全功、张慧玉 2017;张慧玉、徐开 2018)也未予以聚焦,译者行为涉及的主体和客体及其之间的层级性关系没有得到充分描述。译者行为是翻译出版区别于单语出版的关键,也是翻译出版行动者的重要活动形式,具有重要的翻译过程社会学和翻译出版学1研究价值。为描述翻译出版生产中的译者行为体系,首先要阐明翻译出版生产网络。

2.翻译出版生产网络

翻译出版由译作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三个环节构成。译者、编者(包括语言文字编辑、技术编辑、美术编辑)和印刷者与相关要素构成翻译出版生产网络。在生产网络中,与译者联系最为紧密的是编者。编者充当协调者角色,连接着生产网络与流通网络,组织翻译出版活动。李苓、黄小玲(2005: 6)指出,著作者(包括译者)作为信源提供者处于编辑出版活动的基层,而编辑作为信源的选择者、优化者、物化者、把关人,处于编辑出版活动上层。而覃江华、梅婷(2015)指出,编者的话语权依据翻译发起人、翻译出版阶段、编者素养和出版体系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的确,编者与译者的相对地位是动态的,主要由翻译出版生产层面和翻译出版发起模式决定。首先,在翻译出版生产的语言转化层面,译者凭借翻译身份和经验能力无疑处于支配地位;但在组织管理和语言规范层面,翻译出版物需要编者的校对、成形与发行,编者依据国家出版制度(出版社书号专有制度和出版规范制度)以及编辑出版技能和经验而获得更高的地位。其次,发起者身份也影响编者与译者的相对地位,谁是翻译出版的发起者,谁的话语权就更大。

主体行为的对象是客体,两者共同构成出版网络。借鉴苏镇(1993: 14)对编辑活动客体的定义和分类,兼顾翻译出版的特殊性,翻译出版生产客体(非人类要素)可定义为进入翻译出版生产者主体认识和实践活动范围,并与主体产生互动的客观对象,主要表现为物质客体,包括文本、辅助材料和最终出版物。文本是以文字为形式的加工品,它与译者的互动形式主要表现为译者对文本的施动;辅助资料是译者和编者所遵循、参考或使用的文献、信息、工具、设备;最终出版物是指经过各类编辑对译稿进行(如技术、美术)加工而物化(印制)的出版作品。拉图尔认为,主体与客体是平等的关系。主体对客体施动,这无须赘述。但客体对主体也会形成制约或助推作用,也改变主体的认知和资本量。例如,译者使用词频统计工具制定术语对照表,术语对照表约束着译者的翻译工作;另一方面,术语对照表既改变译者对翻译流程的认知,熟练操作这种工具也构成译者的一种文化资本。

3.译者行为三层次体系

在将翻译定义为“再现原文意义的语言转换行为”的基础上,周领顺区分了译内行为和译外行为(周领顺 2014: 16-19)。前者是指译者在翻译内、译者身份下再现原文意义的语言转化行为,而后者是指译者跳出翻译范畴改变原文意义的社会化语言行为(如偏法、变法、变译),两者都属于译者行为(周领顺 2014: 19)。虽然周领顺强调译外行为的“超务实”和“社会化”(周领顺 2019: 120),但它仍属于译者的语言操作范畴。简言之,周氏译内行为与译外行为是从翻译信息之质变与量变的角度划分的,译者行为始终被视为语言操作行为或广义的语言转化行为,译者作用的对象始终是文本或话语。但是,在社会化的翻译活动中,译者不仅仅从事语言转化行为,还从事围绕语言转化的非语言行为。译者作用的对象不仅仅是文本(或话语),也可能是其他客体,例如翻译合同、翻译体例、术语对照表,译者的这些非语言行为与语言转化紧密相关,亟待社会学描述。社会翻译学的研究对象是翻译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王洪涛 2011: 16),将译者行为纳入翻译的社会生产与流通之中,才能获得更为宏观的社会翻译学图景。尽管如此,周氏译内行为与译外行为的区分为我们描述翻译出版生产中的译者行为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心理学家的行为分类为周氏译者行为范畴的拓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托尔曼将行为分为整体行为与分子行为,前者是指个体在他人环境中的行为,而后者是指个体在自身环境中的行为(王有智、金桂春 2016: 155-156)。以译者为例,译者行为不仅包括其在自身环境中的语言转化行为(即“译内行为”),也包括在他人环境之中的非语言转化行为(即“译外行为”)。除此之外,译者行为也应包括译者在自身与他人交叉环境之中的非语言转化行为,而这种行为与语言转化行为直接相关,可称为“译向行为”。

3.1 译内行为

译者的主要工作是语言转化,这是译者之所以为译者的本质属性。译内行为就是译者承担译者角色所进行的语言转化行为,是翻译出版生产的核心环节,它包括周氏译内行为和译外行为。译内行为的行动者主要是译者与文本,但也包括辅助要素(参考资料、计算机软件和专家)和校对者(编辑和译审)。

根据译者交互要素的类型,可将译内行为分为自我翻译、辅助翻译和校对翻译。自我翻译的对象仅为文本,包括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译者对源语文本实施理解活动,对译语文本实施书写活动。此时的翻译活动完全由译者与文本构成,译者处于沉浸状态,没有其他要素参与。自我翻译的自我并不一定是一个人,因为合译现象屡见不鲜(例如杨宪益和戴乃迭合译《红楼梦》,萧乾和文杰若合译《尤利西斯》),而众译(即团队翻译)已成为现代大型翻译项目的常态。自我翻译只是翻译活动中的阶段性、瞬时性形态,而不是整个翻译活动的全部形态。

在翻译活动中,辅助翻译大量存在。除了译者和文本,其他要素也参与进来,这是现实生活中的翻译生产。李文俊为了翻译《喧哗与骚动》,查阅了英美意识流小说研究文献、福克纳亲友的回忆录以及美国有关福克纳的人物词典、南方语汇词典和各种手册,咨询了钱钟书、冯亦代、丹尼尔·艾伦等人(柳鸣九等 2011: 93-94),可谓穷其所参,一心一译。根据辅助要素的自然属性,辅助翻译又可分为参查翻译、机辅翻译和咨询翻译。参查翻译是指译者参考工具书、文献甚至前人译本等资料而进行的翻译活动。机辅翻译是指译者在计算机软件辅助下进行的翻译活动,计算机的辅助功能主要体现为待翻译文本与翻译记忆的重叠检索与自动翻译。咨询翻译是译者咨询自然人而进行的翻译活动,包括就语言、专业知识和翻译技巧等问题向专家(例如语言专家、学科专家、翻译专家)咨询,译者也有可能咨询作者,以解决原文理解甚至表达的问题。

在校对翻译中,译者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而编辑及其安排的译审的地位更高。校对翻译是指译者根据编辑(或委托的译审)对译稿的校对反馈进行的内容修改和格式调整。这种校对其实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译审的翻译校对,一种是编辑的出版校对。首先,编辑通常会安排译审对译稿进行审读校对,译者根据译审反馈对译文进行修改。例如,傅惟慈翻译《问题的核心》,由孙绳武审读,后者提出很多翻译忠实与通顺的问题(柳鸣九等 2011: 34)。此时,译审凭借出版社赋予的身份(社会资本)和自身翻译能力(文化资本)而拥有相对更高的地位。其次,编辑也会对最终的译审稿实施出版校对,译者根据校对反馈来修改译稿。通常而言,这种校对修改的对象主要包括不通顺的语言(比如生硬、拗口之类的翻译腔)、不合规的内容(违反法律法规、国家立场、公序良俗、公认事实)以及不规范的格式(如标点、字体、行距)、文字使用(如错字、创译字、缩写形式等)和参引(如参考文献、夹注方法、注释方法)等。通常而言,实施出版校对的英文编辑很可能参与到翻译校对(译审)当中。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开始翻译《巴尔扎克全集》时就规定,为保证不同译本风格的统一,必要时编校人员可适当加工(柳鸣九等 2011: 78)。此时,编辑凭借其出版内容把关人的身份(社会资本)以及对出版规范的熟练掌握(文化资本),在内容出版规范方面的地位更高,译者往往根据编辑反馈再进行修改。

3.2 译向行为

译者不仅从事语言转化行为,也从事以语言转化为导向的非语言行为,即译向行为。此时,译者还是译者,只不过译者行为不再是语言转化,而是围绕语言转化活动而展开的活动。译者作用的客体包括体例、术语对照表、翻译标准等;译者互动的主体主要是编者。编者是翻译出版生产管理者,拥有层级性管理制度、丰富的出版经验、成熟的出版流程规范,相关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更多,地位更高,译者的译向行为通常在编者统筹下进行。

首先,译者可能参与出版社实施的编选活动。例如,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编选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2,编选者金子信就与译者林洪亮一起商量波兰和英国获奖作家的作品选本问题(柳鸣九等 2011: 85)。尽管如此,出版者通常拥有最终的选本决定权,译者的建议有可能遭到否定。其次,翻译出版流程一般都包括制作译稿体例,特别是丛书翻译和众译项目,明确译文采用的字体、行距、数字、参引、缩写、注释等,以避免后续体例不一造成的返工。例如,1901年夏地山组织在日留学生翻译《日本法规大全》,因各译者体例不一,译稿整理就耗费几个月,延误了法规译本的印行(柳和城 2017: 176)。在现代翻译出版中,随着语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原作整洁电子文本的存在,制作术语对照表逐渐成为现代作品翻译项目的译前惯习。将原作输入线上或线下软件,提取高频词表,确定术语表,与编者商定每个术语的译文,制作术语对照表,以备人工或机辅翻译参考,能够节约大量参查时间,并避免后续术语译文不一致导致的返工。此外,译者也可能通过责任编辑与技术编辑和美术编辑沟通装帧(印刷工艺、开本、插图、封面、书脊等)问题,这些行为都属于译者的译向行为。

3.3 译外行为3

现有社会翻译学研究(Chung 2007;Angelelli 2012;骆萍 2010)主要关注译者的译者角色,很少关注译者的多重角色。实际上,译者可能兼具多重身份,既是译者,也是作者、出版者、学者、评论家等。跨角色身份与译者身份可能相互影响,这很值得研究。例如,Vimr(2018: 41)考察了捷克翻译家Emil Walter的政治家身份对其译者惯习的影响;张继光(2017: 43)分析了葛浩文的文学学者身份对其翻译选本和原文理解的作用。译者的跨角色研究能够揭示译者在不同领域的行动的规律、动机甚至政治立场(Meylaerts 2010),为译者的语言转化提供社会学解释。

在翻译出版生产活动中,译者除了从事语言转化活动,还可能从事与语言转化间接相关的活动。译者的“跨角色自我”带有译者痕迹(如译者气质、译者身份认同),这显然不同于单纯的所跨角色,而且译者的所跨角色对译者地位也会产生影响,因此译者的译外行为可作为译者行为的一种形态。在翻译出版中,译者充当编者的情形并不少见。例如,Bech是Lertxundi所著十一本书的西班牙语译者和编者(Elizabete 2017: 201);根据《全国报刊索引》的调查,1923年郑振铎担任《小说月报》主编,同年就在《小说月报》上翻译了泰戈尔的《榕树》《微思》《雨天》等17部作品。译者的编者身份让译者的译内行为和译向行为获得更大自主权。钱歌川在1933~1936年担任《新中华》杂志主编,以笔名、妻子之名和友人之名翻译了大量社会主义文学和左翼文学,一定程度上违抗了杂志的中立性办刊宗旨和国民政府的官方意识形态(陈翠虹 2019),而普通译者并没有如此之大的自主权。译者有时也会从事翻译版权获取活动。翻译版权通常由出版社向版权所有者(出版社或作者)购买。但有时候,译者对某作品特别感兴趣,或与作者关系密切,可能主动与拥有版权的作者沟通,例如葛浩文翻译《红高粱》就是通过写信给莫言而获得翻译授权(莫言、王尧 2003: 234)。

3.4 译者行为层次

译内行为是语言转化行为,包括自我翻译、辅助翻译和校对翻译三种形态,表现为译者与文本、辅助要素、校对者的互动。如前所述,译内行为的生产物(译稿)是译者与其他要素相互作用、权势平衡、矛盾统一的结果。译者不仅对这些要素施动,这些要素也对译者施加作用,例如改变译者认知,减弱译者话语权,提升译者翻译能力和出版意识等等。译向行为与语言转化活动直接相关,主要表现为译者与编者确定选本、体例、术语对照表等行为,译向行为的生产物是译者服从编者顶层统筹而发挥能动性的结果。译外行为与语言转化活动间接相关,此时译者身份出现跨越,译者可能同时充当翻译出版活动中的其他角色。三者的关系见图1。

图1.翻译出版生产中译内行为、译向行为与译外行为之间的关系

图1.翻译出版生产中译内行为、译向行为与译外行为之间的关系   下载原图

如图1所示,译内行为用最小的虚线半圆(简称“虚圆”)表示,译向行为用最小虚圆在中间虚圆中的补集表示,而译外行为用中间虚圆在最大虚圆中的补集表示。译内行为、译向行为、译外行为的语言转化属性由强变弱(圆圈填充颜色由深到浅),呈现出连续统式的渐变,译外行为的圆圈几近透明,但因为与语言操作行为间接相关,因此为不完全透明。翻译出版生产活动通常是由出版者发起,因此译者行为一般不在时间原点之上。而译者可能从事的编辑等译外行为在时间上最靠后,即译外行为4可能最早开始、最晚结束。签订翻译合同、确定翻译体例、制定术语对照表等译向行为也先于译内行为,但文档建库、翻译记忆库更新、翻译总结等译向行为要晚于译内行为。

译内行为、译向行为、译外行为之间很多时候不存在绝对划分(故用虚线表示)。例如,制定术语对照表总体上属于译向行为,但也可以视为术语的翻译,是语言转化的一部分,属于译内行为;译者同时作为编者的校对行为(译外行为)与语言转化(译内行为)之间的边界也存在模糊性。

此外,译内行为、译向行为、译外行为也相互影响。编者对译内行为之水平的肯定加强编者对译者的信任,由此提高译向行为的自主权。译向行为(如制定术语对照表)也能加强编者对译者工作态度的肯定,从而对译内行为可能给予更多信任。同时,译者的译外行为(如编者行为)给自身译内行为和译向行为的自主权肯定要大于其他纯译者的自主权。译者参与翻译出版生产过程的始终,与翻译出版生产的各个要素紧密互动。在分工日益细分、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翻译管理日益流程化的今天,译向行为和译外行为呈现出丰富的形态,译者行为变得越来越复杂。

3.5 译者行为体系的翻译启示

从社会学视角描述译者行为体系,清晰呈现了译者行为体系的构成要素及其互相关系,对翻译策略和翻译质量具有重要启示,衍生出社会学视角的翻译策略观和翻译质量观,较好地解决了大多翻译社会学研究偏离翻译本体的倾向。就译内行为而言,翻译并不完全是封闭式的译者与文本的互动(自我翻译),借助工具书和计算机技术,咨询语言和行业专家,处理编者对语言、内容和格式的校对反馈,是翻译出版的常态。具体而言,工具书查询能够帮助译者准确选择合适的对等语;专家咨询帮助译者理解原文,从而保证译文的准确性;编辑反馈能够帮助译者纠正生硬、拗口的表达,规避不合规的内容,保证译稿的文字和格式的规范性,提高译本的可读性和可流通性。如何调用这些资源提升译文质量是社会学视角的翻译策略。就译向行为而言,译者的翻译策略还包括确定译文体例,制定术语对照表,实施特定的翻译标准,保证译稿在格式、术语和语言规范方面的统一性,从而提升译文的质量。在团队翻译中,这种译向翻译策略尤为重要。同一稿件的分组译者采用不同的人名译法和措辞,译文合稿时再统一人名和措辞,将会浪费很多的时间和人力。

4.结语

本研究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并借鉴场域理论的行动者地位层级观,从社会学视角阐释了译者在翻译出版生产中的译内行为、译向行为和译外行为。在翻译出版生产中,译者行为是译者与编者的矛盾性统一,是译者与辅助要素之间的互动形式。在译内行为中,译者总体上屈从于编辑基于出版制度的出版把关人身份以及通过出版供不应求获得的市场优势地位。在译向行为中,译者服从编者的统筹源于编者的翻译出版生产管理者身份。在译外行为中,译者拥有多重身份,通过多重角色获得的资本提升翻译自主权。

翻译出版生产中的译者行为研究描述了翻译出版生产中译者与相关要素之间的地位关系(矛盾与融合)和行动关系(主动与被动)。翻译出版生产活动中的译者行为是翻译出版学和翻译过程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对阐述翻译出版生产过程,拓展译者行为的社会学范畴具有积极意义。本研究关注翻译出版生产中译者与相关要素联结的网络,未来可考察社会外部因素对这种网络的影响以及这些相关要素之间的联结与互动,还原翻译出版生产的真实面貌,同时译者多重身份之间的矛盾融合和相互作用也是非常有趣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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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翻译出版学是指研究文字翻译作品传播的一门社会科学(李景端 1998:94)。

2 该丛书后来由漓江出版社接手。

3 译向行为和译外行为的形态描述聚焦生产过程,本文并未穷尽所有形态,实际上也无法穷尽。

4 译者现实中并不一定有译外行为。

来源:郑剑委.翻译出版生产中的译者行为体系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1,44(01):11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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