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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过程研究管窥:理论、方法和思考

摘    要:翻译过程涉及众多变量, 是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首先解析翻译过程构念并对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审视, 然后就涉及的学科理论展开探讨。本文认为, 翻译过程研究的本质是以认知为核心但不囿于认知的跨学科研究, 应综合利用多种方法进行翻译过程研究, 进一步量化构念, 扩大研究范围。从理论深度、覆盖广度和学科融合度的角度, 展现翻译过程研究的全景, 把握研究的最新发展趋势和方向, 以促进翻译学科的发展。

来源:陈争峰,查建设.翻译过程研究管窥:理论、方法和思考[J].外语学刊,2019(02):92-98.

引言

Holmes (1972:66) 提出建立翻译研究这门学科以来, 学界见证了“二十世纪是翻译学科大发展的世纪” (王克非 2003:40) 。随着“我们对翻译的认识不断深入” (许钧 2015:9) , 翻译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 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作为研究的重点之一, “对翻译过程的研究是翻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同上 2003:33) 。然而, 什么是翻译过程, 如何研究翻译过程?学界有哪些研究, 影响又如何?针对这些问题, 本文梳理翻译过程研究的定义、内涵、理论和方法, 探讨翻译过程研究的新特征与新趋势, 力求呈现其发展的清晰脉络与全景, 希望以此促进翻译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

翻译过程研究的定义

翻译包括书面翻译 (笔译) 和口头翻译 (口译) (Munday 2016:8) , 囿于篇幅的限制, 本文仅讨论书面翻译, 以下简称翻译。翻译过程涉及将对应的语义和结构单元放入目的语以复原源语 (Kiraly 1995:53) 。“翻译的过程是语码转换的过程” (黄国文 2009:83) , 涉及将一种语码转换为另一种语码;关注实际发生的过程或翻译行为本身, 即译者在运用另一种语言呈现全新、对应的文本过程时大脑里“黑匣子”的工作过程, 涉及认知的作用 (Holmes 1972:66) , “翻译过程同时是译者复杂的认知心理过程” (仲伟合 朱琳 2015:68) 。

Toury (2012:9) 提出, 翻译研究应当明确不同环境下所涉及的种种变量因素, 探究相关变量的起因。作为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翻译过程研究也不例外。Kiraly认为, 除认知因素外, 翻译过程还受交际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影响 (Kiraly 1995:54) 。有时译者可能无法完成某个翻译任务, 因此会借助工具进行翻译;同时还要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 而非仅凭直觉进行处理。此外, 受情景语境的影响, 翻译不应只实现语言上的对等, 还应满足文本交际目的要求。而社会中的翻译规范、雇主对译文功能与形式的要求以及译者对译文功能的理解都将左右译文的形成过程, 也就是翻译过程。Chesterman认为, 除认知视阈外, 翻译过程还属于翻译的社会学范畴;提出翻译过程研究应包括翻译实际操作、翻译工作程序、质量控制规程、译文修改订正、团队协作翻译以及与包括客户在内的其它机构间的互动 (Chesterman 2009:16-18) 。Pym认为, 由于翻译是历史性活动, 除了研究翻译文本外, 翻译过程研究还应对译者和译者的社会活动展开人类学研究, 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翻译过程的实质 (Pym 2014:4) 。许钧指出, 翻译过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翻译过程主要指文本的转换过程, 而广义的翻译过程则超脱语言的羁绊, 包括文本之外的演变过程 (许钧 2003:33) 。由此可见, 学界对翻译过程的研究已经逐渐由表及里, 研究对象更加明晰, 研究范围也在逐渐扩大。Chesterman认为, 由于受不断更迭的传统、规范与潮流的影响, 除了将翻译过程纳入认知和社会学视角进行审视外, 还应扩大至历史与文化演变范围进行研究, 提出翻译过程除属于翻译行为与翻译事件外, 还属于翻译实践范畴 (Chesterman 2013:165) 。综合学界的论述, 可明确翻译过程研究的本体, 如图1所示。

翻译过程首先表现为翻译行为, 以认知过程为导向。翻译事件则包含翻译行为, 以产生认知 (式) 翻译行为的社会学架构为表征。翻译实践包括翻译过程、翻译行为与翻译事件, 从历史和文化视角来看翻译现象, 有长期和短期之分。从长期来看, 由于外包和机器翻译等翻译组织形式和工具的出现, 翻译实践呈现出非人化 (dehuma-nization) 和去职业化 (deprofessionalization) 的特点。从短期来看, 翻译实践中翻译能力和专业技能的获得均为长期过程, 有历史性过程特征 (同上) 。尽管对翻译过程研究的范围日益扩大, 但认知从未失去其核心地位, 一直贯穿在翻译过程研究发展的各个阶段, 这意味着翻译过程研究或多或少都与认知有关, 它是翻译过程研究的本质特征。由于翻译过程研究汲及范围广, 变量众多, 属于跨学科研究, 所以须要结合不同的理论并使用不同的方法, 方能呈现出它的全景。

图1 翻译过程本体

1 翻译过程本体   下载原图

研究理论

目前学界发现, 可以用于开展翻译过程研究的学科有:语言学、 (神经) 系统科学、认知科学、写作阅读与语言技术学、心理 (生理) 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历史学等。

O’Brien从认知视角阐述由Martin (2010:169) 提出的认知翻译学这一构念, 主要用于研究翻译过程, 融合语言学、心理学、神经系统科学、认知科学、写作阅读与语言技术领域的理论成果, 凸显翻译过程研究的跨学科特性;同时她认为, 未来的认知翻译学研究可借鉴更加成熟的学科, 运用人类学及人机交互方法探索作者归因、语料库中的文本间相似性, 同时深入开展专业技能研究与心理测量研究, 实现翻译研究同其它研究领域 (如心理学) 的双向交流 (O’Brien 2013:5) 。Seeber认为, 可以借鉴心理生理学理论, 运用当中的瞳孔测量法来开展同声传译过程认知负荷实证研究 (Seeber 2013:18) 。心理生理学研究方法通过测量译员同声传译时心脏、血液、视觉、肌肉与大脑等方面的反应, 实时、客观地测量和反映认知负荷。心理生理学研究中的瞳孔测量法由于能准确定位测量对象, 并在抗噪音性、抗干扰性、时效性与经济性方面更胜一筹, 因而比脑电图 (EEG) 、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 (PET) 以及功能磁共振成像 (FMRI) 更有优势。

Risku和Windhager结合社会学和心理学中的行动者网络理论 (Actor Network Theory) 与活动理论 (Action Theory) , 提出应包括译员以及使用的工具在内的所有关联因素对翻译过程进行考察 (Risku, Windhager 2013:33) 。因为这些关联因素在译文产出过程中均扮演行动者的角色, 且这些行动者在译文产出过程中形成网络, 因此适用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此外, 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不同版本、翻译工具以及翻译活动参与者一起构成翻译活动, 因此可以将翻译过程研究纳入活动理论视域进行审视, 从而对真实场景下的翻译过程展开调查。

House提出, 由于神经语言学理论 (Neuro-linguistic Theory) 包括对双语思维中神经功能以及语言认知系统的研究, 将A语和B语知识划分为不同层次的元语言知识, 可用于研究翻译过程中的解码、理解、转换、重新组合与再表达等 (House 2015:49) 。翻译首先是以语言和认知为基础的活动, 因此可以把神经语言理论用于翻译过程研究, 把双语思维同功能语用语言学、文本分析翻译理论、翻译与翻译评估相结合, 开展全面的语言文本分析, 并对原文和译文进行比较, 以发展出新的功能语用翻译理论。

动态系统理论 (Dynamic Systems Theory) 起初应用于数学研究, 后来延伸至发展心理学、二语习得与写作能力发展等领域, 提倡从动态视角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研究对象是由多个不同变量组成的系统, 发展呈现非线性特征, 同时变量不断变化, 变量之间还相互影响, 甚至会引发系统的变化, 同时还受变量所处的环境影响并发生变化。Göpferich (2015:63) 首次提出能运用动态系统理论研究翻译过程中的翻译能力发展与停滞。

新闻写作理论 (Newswriting Research) 在翻译过程研究中也有应用。该理论视写作为文本产出过程, 是解决认知问题的过程, 也是社会性互动与意义建构的协作行为。该理论从文本产出视角把职业记者将素材转化为文本这一过程看作具有再生性质, 而这一过程也发生在协作式劳动场所, 存在于确定目标、制定计划、明确构思并进行修改的过程中, 与翻译过程中的译员活动极具像似性, 因此Ehrensberger-Dow和Perrin (2015:72) 提出可将新闻写作理论应用于翻译过程研究。

概念隐喻理论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起初应用于对隐喻的研究。该理论认为, 隐喻不是文本中的一种单独比喻表达, 它是将一个概念域的结构映射至另一个概念域, 使两种无关联的概念域或源域获得心理关联, 使人能够以各种方式考虑并谈论这些概念域或源域, 同时产生大量个人化隐喻表达。鉴于该理论强调的是隐喻中的心理层面而非文本层面, 能为了解大脑中的认知过程带来启发, 所以Schäffner和Shuttleworth (2013:93) 提出可运用概念隐喻理论开展翻译过程研究。

关联理论 (Relevance Theory) 指在推理过程中人在认知环境里寻求运用最少的加工负荷来实现认知效应的最大化。该理论视角下的 (加工) 负荷指一切推理过程中预计使用的认知资源, 而 (认知) 效应则是个人认知环境中观察到相应发生的变化, 通常发生在推理过程之后, 会导致某些心里表征的产生或消失、得到加强或受到削弱。 (加工) 负荷与 (认知) 效应间的联系关乎认知系统的积极或消极运行, 进而左右关联的程度与成败, 是翻译中认知活动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Alves和Gonçalves (2013:107) 提出可将关联理论用于翻译过程研究。

描述翻译学理论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提倡对真实场景中的种种翻译现象以及翻译活动展开描述性研究, 结合社会、历史等因素进行整体考察有助于解释翻译过程中产生的翻译偏离和翻译规范。基于这一理论, Munday提出, 尽管能够解释翻译偏离和翻译规范, 然而由于未能结合翻译产品, 同时也没有就翻译过程展开调查, 所以研究范围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 (Munday 2013:125) 。而原作者和译者的文件、手稿和文稿可以为翻译过程研究提供参考, 有助于研究翻译决策过程。

学者们还探索将语音学应用于翻译过程研究的可能性。由于语音识别中的口述输入方式能够解决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如发生译者无法用手写方式进行翻译的情况, 或者学生译员修读语音学课程时由于传统的授课方式而产生学习倦怠, 这些难题可以通过语音识别软件得到解决。同时还可将语音识别运用于完成任务所需时间、口述模式下翻译质量等翻译过程变量的研究。因此, Mees等 (2015:141) 提出可以运用语音学理论研究翻译过程。

研究方法

除理论外, 可用于翻译过程研究的方法有很多, 且各不相同。

(1) 内省与回顾指根据用事先准备的问题或量表对翻译过程进行考察。根据翻译任务的具体属性及翻译过程中语言对的比较, 按照翻译过程发生的先后顺序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有声思维 (think-aloud protocol, TAP) , 它与翻译过程同时发生, 指译员完成翻译任务的同时对大脑中的思维活动进行口头陈述, 是翻译过程中译者思维的“再现”, 有助于了解翻译过程中的思维特征和决策方式 (李德超 2005;Jaaskelainen 2010;Chesterman, Wagner 2014) 。但由于在能否真实“再现”译员的思维过程以及是否会干扰译员的翻译方面存在争议, 有声思维通常和其它方法一起使用, 以提高研究的信度与效度。第二种是在翻译过程之后的内省与回顾, 有问卷调查、口述报告、自我报告、访谈和基于提示的回顾 (cue-based retrospection) 。在任务完成后, 可以通过书面或谈话式对译员翻译过程中的表现提问来收集数据 (O’Brien 2013;Krings, Koby 2001) , 这些考察方式符合生态效度要求, 不会对翻译过程产生干扰或影响。与其它分析方法相比, 由于引入翻译任务执行者, 因而能够从翻译任务执行者角度了解翻译过程中的认知负荷。其不足之处在于这样的调查方式通常滞后于翻译过程, 因此有可能受记忆或直觉效应影响而产生数据污染 (Jakobsen 2003:69) 。

(2) 行为观察指通过对翻译过程中的译员表现进行观察记录, 包括翻译过程中的停顿、修改文本、注视屏幕 (包括这一过程的时长与瞳孔直径变化情况) 等一系列数据, 来测量翻译过程中的认知负荷, 了解翻译过程中的“黑匣子” (Karamanis et al. 2011:35) , 包括屏幕录像、键盘输入记录与眼球追踪。屏幕录像可用于对翻译过程中电脑屏幕上发生的一切变化进行记录, 可以了解翻译过程中以及文本产出过程中的实时变化 (Chang 2009:20) , 同时还能在翻译过程结束后重播, 结合译员当时表现进行评论, 不仅有助于提高翻译过程研究的生态效度, 还有助于了解译者行为 (Moser-Mercer 2010:263) 。键盘输入记录保留文本输出过程中的一切键盘活动, 包括移动或点击鼠标、翻译过程中的停顿, 切换电脑视窗、输入耗时等。由于同时拥有众多用户接口, 没有电脑视窗大小或电脑界面设置限制, 在后台运行, 不对翻译过程产生干扰, 因此可以用于重建翻译过程中的不同阶段, 并完整记录译文产出的整个过程, 但使用该方法时要注意排除用户输入技能变量的干扰 (Alves et al. 2010:267) 。

眼球追踪的原理是在受到亮度、情感和认知活动3种刺激时, 眼球会发生收缩或扩张反应 (O’Brien 2006, 2008) 。瞳孔直径在休息状态下最大, 疲劳时减小。认知负荷与瞳孔扩张之间也有关联, 因此可用于测量翻译过程中的认知负荷 (Risku 2010:94) 。然而应该注意到, 瞳孔扩张在长时间段内发生的变化有可能无法有效反映认知负荷的改变, 因此实验不应太长, 同时还应严格控制变量, 运用单独的刺激因素开展研究。

(3) 生理心理指运用生理心理工具测量与认知负荷相关的生理心理表征, 如心脏、血液、皮肤、眼部、肌肉和大脑的反应, 这些工具的优势在于生理心理反应受到交感神经系统控制, 不受人的意识干扰, 是一种客观的研究方法 (Chang 2009:20) 。然而为了便于明确测量对象, 兼具抗噪性、抗干扰性、时效性与经济性的考量, 目前使用的心理生理测量方法相对有限 (Moser-Mercer 2010:263) , 包括神经图像 (neuro-imaging) 、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 (PET) 、功能磁共振成像 (FMRI) 和事件相关电位 (ERP) 。

(4) 翻译档案、手稿和译者私人文件, 包括译者翻译过程中产生的一切公开和非公开手稿、文档和材料 (Hansen 2010:189) , 按照通讯者进行分类, 包括译者同原作者、编辑、机构或组织间的通信;译者询问原作者或编辑的通讯文件, 或读者咨询译者的通讯文件;译者对翻译进度、翻译过程中产生的疑问, 甚至是翻译中的一个片段所做的记录 (Munday 2012:32) ;翻译过程中产生的手稿, 通常记录对译文所做的修改;其它材料, 包括个人简介、对译文所做的宣传等。运用这些材料可以重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同节点的行为, 有助于判断译者的决策过程 (Toury 1995:65) 。

(5) 对同一原文的不同译文版本进行对比分析, 可以是同一译者的不同译文版本, 也可以是不同译者的不同译文版本 (Munday 2013:125) , 通过对不同译文的审视, 不仅可以了解译者的决策特征和认知负荷与认知效应的相互作用, 还可以比较译者风格, “因为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发展, 译者的客观世界导致其认知世界的差异” (田雨薇 2018:93) ;可用于共时研究, 也可用于历时研究, 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6) 多语翻译语料库 (Göpferich等 2015:64) 是原文和翻译产品的集合, 由一个或多个原文文本和不同语言的译文组成, 由于增加译文数量, 提高普遍性, 因此有助于了解呈现出普遍特征的译者行为, 探析翻译过程中的认知负荷变化态势。使用这一方法时须注意对比的不同语言之间有可比性, 同时也应注意译者的能力处于同一水平。

(7) 语音识别是译员运用语音识别软件 (Mees等 2015:141) , 通过口述的方式进行翻译, 这样可以比较不同的翻译形式 (笔译、视译与语音识别翻译) 完成翻译任务耗时上的差异, 探明翻译形式对译员的影响;对比不同的翻译形式在翻译质量上的差别, 找出成因并进行完善。同时, 借助语音识别翻译过程中出现的识别错误开展研究, 调查背后的起因, 这有助于明确翻译过程中的难点, 有利于提高翻译教学效果, 提升译员翻译能力, 改善翻译教学质量 (Dragsted et al. 2011:10) 。

(8) 心理测量量表指参照心理学和教育学量表对翻译专家建档, 探究翻译专业技能的定义与构成, 分析人格类型与翻译过程或翻译策略间的联系, 也可用量表来开展认知翻译学研究, 如调查量表和翻译质量间的关联 (Hubscher-Davidson 2009;Dreyfus, Dreyfus 2005:779) 。

翻译过程研究再思考

通过从理论到方法, 全方位、多视角对翻译过程研究进行审视可以发现, 其实质是结合不同的理论和方法, 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对翻译过程进行综合的探讨。这预示着翻译过程研究的发展方向之一是继续就研究对象展开研究, 从而更加全面、清晰、透彻地了解翻译过程的本质, 这可以促进翻译学科的全面发展, 进而实现翻译学科对其它学科的反哺。综合学界就翻译过程研究提出的观点和结论, 本文有如下的思考。

首先, 由于翻译是独特、复杂的沟通交流事件 (Martin 2010:169) , 是双语现象 (Halverson 2010) , 也是社会文化活动 (Risku, Windhager 2013:36) , 因此“不适宜用传统的认知科学范式” (Martin 2010:171) 来研究翻译过程, 而应该结合“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心理学、认知科学与二语习得” (Hal-verson 2010:349) 等进行探索。翻译过程研究呈现出基于认知科学, 却又不拘泥于认知科学的特征;从不同的研究视角, 对翻译过程研究进行深度发掘, 呈现出跨学科的特点, 因此可以说翻译过程研究属于跨学科研究范畴。若只用一种理论、只结合一门学科或只用一种方法, 则无法对翻译过程进行全方位、全视角审视, 也就无法呈现出翻译过程研究的全景。

其次, 翻译过程研究的构念还需进一步量化。尽管目前学界进行过大量研究, 如对翻译能力发展的过程性研究、通过处理隐喻翻译时的认知负荷来了解翻译过程以及对翻译单位进行分析, 将模糊笼统的概念通过实证研究进行细化, 这些都有力地推动翻译学科朝实证研究的方向发展。虽然提出概念框架是展开系统性研究的前提, 但跨学科翻译研究是综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这一特点 (张吉良 2011:63) 决定单凭印象经验或理论思辨型总结是不够的, 还需要对提出的理论展开定量实证研究, 将理论中的各个模块进行量化, 用实证研究探索这些模块的实际构成。由于涉及的变量相对复杂, 因此需要对变量进行区分细化, 将变量间的相互影响进行定位, 这是目前无法将理论模块量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次, 研究的范围仍需扩大。尽管有翻译与口译之分, 然而按照口译员的工作场景划分, 口译包括社区口译、医疗口译和法庭口译等。这些不同的口译形式在工作环境、交际模式、评价标准等方面都存在差异 (Alexieva 1997, Mason 2000, 张威 2013:12) 。未来可以借鉴Risku 等 (2013:151) 运用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和行动理论对不同语域中的口译形式进行研究, 将结果进行比较, 期望得出更具普遍性的结论和规律, 以扩大翻译研究的应用范围, 进一步彰显研究价值。

结束语

本文从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视角证明翻译过程研究的实质是以认知为中心, 但不囿于认知。未来对翻译过程的研究应将研究范围扩大至真实场景, 包含所有翻译活动参与者, 结合翻译过程研究的相关理论, 开展跨学科、多方法的研究, 这可以为翻译过程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明确翻译过程研究的对象, 为深入开展翻译过程研究提供方法论和实证研究参照。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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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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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不错,谢谢

    meiwanxiazai3个月前 (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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