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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接受研究的界面与方法

摘要:随着翻译研究的社会转向与传播跨界,翻译接受逐渐引起翻译学者的注意。本文基于Chesterman对接受层次的划分,阐述了翻译接受研究的感应、回应和效应研究范畴,并分析了对应的行为性研究范式、结构性研究范式和社会文化研究范式。同时,从媒介形态角度将翻译接受分为笔译接受、口译接受和视听翻译接受。作为揭示受众偏好、寻找译介机会、检验传播效果的重要手段,翻译接受研究前景广阔。运用问卷调查、眼动追踪、观察、测试、访谈等互证的混合研究方法,考察翻译感应研究、口译接受、翻译用户体验等领域是未来翻译接受研究的趋势。
来源:郑剑委.翻译接受研究的界面与方法[J].山东外语教学,2021,42(03):118-127.

1.0 引言

20世纪70年代,传播学者就开始关注翻译接受(translation reception),特别是视听翻译接受。但是,翻译接受长期未获得翻译学界的关注,译学百科全书和手册均未见翻译接受条目(Jääskeläinen, 2012)。实际上,翻译接受的译学学术渊源久远,可追溯至德国功能学派和功能对等理论。前者将拥有特定文化背景知识、期望和交际需求的受体视为翻译行为的重要因素(Nord, 1997),后者期待译文对目的语读者产生的效果近似于原文对原语读者产生的效果(Waard & Nida, 1986)。但是,这些实践导向的读者观只考量想象的受体,而非现实受体,现实受体的翻译接受在翻译研究中长期未获得关注。

现实受体是现代传播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也是传播的重要要素。受体可视为传播过程或活动的讯息接受者,是读者、听众和观众的统称(童清艳,2013)。在翻译信息的传播活动中,受体主要是大众,例如翻译文学的读者、译制电影的观众、译配歌曲的听众。由于语言的差异,受体的认知结构、文化观念、审美倾向和讯息需求可能与传播者存在很大差异。

近年来,随着翻译研究的社会转向与传播跨界,不少翻译研究者开始关注翻译接受(Di Giovanni, 2012;Kruger, 2013)。但是,国内翻译学者对翻译接受仍不甚了然,甚至一无所知。翻译的生产与接受是译作生命的两个阶段,均属于翻译社会研究领域。在国内,翻译生产的社会学研究热闹非凡,而接受研究还比较冷清。为厘清该研究领域的脉络,本文描绘了翻译接受研究的界面和方法,以帮助国内学者摸索、开发、繁荣翻译接受研究的广阔天地。

2.0 翻译接受研究界面

接受(reception)是受体的行为,既指接受结果,也指接受过程。翻译接受是指受体对翻译讯息的认知处理(如消费、吸收、解读、接纳、欣赏)的结果或过程。翻译接受研究就是考察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受体对译作(包括笔译产品和口译表演)的认知处理情况。翻译接受研究旨在揭示受众偏好、满足翻译需求、寻找译介机会、检验传播效果等。翻译接受研究界面可分为接受层次界面和媒介形态界面。

2.1 接受层次界面

Chesterman(2007)从反应的层次界面区分了三种翻译接受,分别是感应(reaction)、回应(response)和效应(repercussion),简称3R。感应是受体对作品的认知,是一种思维或情感行为,如阅读某汉译诗感到愉悦。受体的集体感应能够勾画出译作和译者的整体形象。回应比感应更进一步,是可观察的反馈行为,如撰写翻译评论。效应是社会文化层面的翻译效果,即翻译在受体社会文化中的地位、作用或影响,例如翻译推动本国文字改革、某部翻译文学的经典化过程、翻译对异域文化偏见的改观。但Chesterman(2007)只是简单阐述了感应、回应和效应的概念,并未解析3R的研究领域或方法,本文在此详细阐述其研究范畴。

感应研究主要探究翻译的存在对译作接受的影响、受体对译作的认知过程以及翻译作品对受体个体的影响。1)翻译的存在对译作接受的影响主要体现为视听作品的字幕翻译对观看的影响,包括受体的理解、学习、认知负荷、沉浸式体验等问题。例如,Bairstow(2011)对比了两组法语观众与两组懂法语的英语观众理解英语电影片段的情况,以考察字幕是否能帮助不懂源语的观众理解影片以及字幕是否构成干扰。2)受体对译作的认知过程可利用眼动追踪、EEG等现代技术手段记录受体认知译作的数据,以推断认知过程。例如,Cambra等(2014)利用眼动仪分析儿童观看带翻译字幕卡通片的视觉移动。3)译作对个体的影响考察译作对受体情绪、态度和认知结构的影响。这种影响研究很多采用整体主义思维,因为产生影响的因素无法确定是归于译作的翻译还是非翻译因素,不过也有学者(如Vanderplank, 1988)专门研究字幕翻译对外语学习的影响。

回应研究是一种反馈研究,主要考察受体对特定译作的接受情况。这类研究遵循市场受众理论和“使用与满足”理论的思想,把受众看作媒介产品的消费者和有特定“需求”的个人。因此,满意度、评分、受欢迎程度(票房、收视率、销售数据)等是回应研究旨在探究的主要对象,也是传播项目赞助人和广告商的核心关切。例如,李宁(2015)殷丽(2017)根据海外图书馆馆藏、海外书评和焦点小组读者调查等数据,分别考察了大中华文库收录的《孙子兵法》与《黄帝内经》英译本在海外的接受状况,为大中华文库的发起者评估该项目提供参考。

效应研究关注翻译的社会文化地位和影响。从感应到回应再到效应,翻译接受研究跳出个体感受和行为,扩展到译作的集体性社会接受。这类研究可归入社会研究,也可归入翻译的文化研究。效应研究既关心受众在当下对翻译的共时性态度。例如,Di Giovanni(2012)利用问卷调查探究了意大利观众喜欢带字幕翻译还是带旁白的纪录片。同时,效应研究也关心译作或翻译在社会文化中的历时性地位、作用或影响。朱一凡(2011)考察了1905年到1936年间中国的翻译活动对现代汉语成形的推动作用。陈建明(2011)探究了清末民初圣经翻译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

为了描绘翻译接受研究的渊源和脉络,有必要阐释感应、回应和效应三个分支领域所属的研究范式。受众分析存在三种研究范式,即结构性研究范式、行为性研究范式和社会文化研究范式(麦奎尔,2006:23)。感应研究关注个体对译作的感知,基本上属于行为性研究范式;回应研究聚焦受体对特定译作的接受情况,属于结构性研究范式;以翻译的社会文化效应为研究对象的效应研究显然属于社会文化研究。具体而言,行为性研究通过采用定量和实验方法来探析受众与媒介的相互作用;结构性研究为受众测量研究,这类研究主要采用收视(听)率调查、受众调查等方法获知传播内容的受众规模、到达率以及受众的集体态度、观点或行为;而社会文化研究认为,受众的媒介使用是特定社会文化环境的反映,是其生活的一部分,与其社会文化语境紧密关联。

2.2 媒介形态界面

现实中的译作媒介形态多种多样。笔译作品包括译著、新闻译作、公示语译作、说明书译作等;视听译作包括译制电视剧、电影、广告片以及本地化游戏等;口译无实体作品,口译表现(interpreting performance)本身即译作。按照译作的媒介形态,接受可分为笔译接受、口译接受和视听翻译接受。虽然笔译和口译是主要的翻译活动,但其接受研究,特别是口译接受研究,研究文献相对较少。视听翻译接受研究占主流,历时最久,成果最为丰富。

虽然笔译是最古老和最丰富的翻译媒介形态,但其接受研究明显不足。总体上看,笔译接受研究以文学和典籍翻译的接受研究为主,新闻翻译和说明书翻译等实用文本翻译的接受研究还有待丰富;当前的笔译接受研究文献侧重回应研究和效应研究,具体研究领域包括读者对幽默、隐喻、文化词等特殊内容的接受(Rahtu, 2011),对翻译质量(如可读性、忠实性、可使用性)(Rossi & Chevrot, 2019)和译本风格(Wang & Humblé,2020)的态度等。例如,王磊(2007)调查了英美加三国10位读者对《围城》英译本27条隐喻的可理解性和地道性的评价;Khoshsaligheh等(2020)采用以期待规范为量表的问卷,考察了385位伊朗读者对某外国小说波斯译本的阅读感受;尹青(2020)通过检索对比亚马逊和谷歌学术网站数据,考察了大众读者和专业学者对《论语》英译本的接受情况。相对于文学翻译接受研究,实用文本翻译接受研究较少。Conway(2012)通过读者评论的形式和内容层面考察了读者对加拿大Radio-Canada网站Derrière le Voile系列新闻翻译的反应;Doherty & O’Brien(2014)利用眼动仪获取的注视次数、平均注视时长等数据,对比了读者阅读英语说明书与阅读西班牙语、法语、德语和日语机器翻译译本的认知努力和文本的可读性;Lim & Loi(2015)调查了澳门130位读者对10处汉译英公示语的评价,评价标准为流畅度、简洁性、说服力和助记性;Wen & Deng(2016)通过访谈重庆34位外国游客,调查了外国游客对21份英译门票单和旅游地图的接受程度。

随着社区口译研究在国际上得到认可,口译接受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从受众角度看,口译分为媒体口译和现场口译。媒体口译主要是指广播电视节目中的口译,如外语广播的国语口译、新闻手语口译、脱口秀口译、体育解说口译、视频描述口译等。其接受研究领域包括受众的期待(Kurz, 1993)、评价(Russo, 2005)、理解(Steiner, 1998)、观看调查(Xiao et al.,2015)等。例如,Chiaro(2002)通过观后调查法考察80位英语流利的大学生与30位外行人士对电视脱口秀口译的评价,指出译员个人魅力对学生评价的重要影响;Bardini(2020)采用问卷和焦点小组讨论方法调查45位加泰罗尼亚视障人士对传统视频描述与视频口译的体验,指出口译模式更能传递内容的情感层次。现场口译面向小规模现场受众,如医院病患口译、法庭口译、会议口译、陪同口译等。相对于媒体口译接受研究,现场口译接受研究数量较少,现有研究文献主要关注不同情境中受众的口译期待和使用评价(Edwards et al.,2005)、停顿对口译评价的影响(Macías, 2006)、口译可及性问题(Yelland et al.,2015)等。例如:Raquel(2017)通过访谈原住民领袖考察了原住民对秘鲁政府与其沟通所采用西班牙语口译的评价;Monteoliva(2020)考察了苏格兰社区警察在与非英语人士互动案件过程中对口译的体验,肯定了译员实践素质和面对面口译模式。

视听翻译接受可分为对配音、字幕翻译、听障字幕翻译、视频描述等的接受(Gambier, 2003)。其中,听障字幕翻译接受研究历时最久远,开始于70年代的美国,80年代逐渐兴起;配音接受和字幕翻译接受兴起于20世纪末(Nikolic,2018)c’,2018);视频描述(即向盲人或视障听众讲述视频图像和故事)接受研究始于21世纪初。这些视听翻译的接受研究领域大致相同,包括对译作的幽默、文化表达等特定内容的接受(Chiaro, 2007;Desilla, 2014)、受体的期待偏好(Fitzgerald & Jensema, 1981)和体验评价(Widler, 2004)等。不过,字幕翻译接受和听障字幕翻译接受的特殊研究领域包括字幕的出现速度(Szarkowska et al.,2016)以及行数、位置、颜色等(Caffrey, 2009;King et al.,1994)对观看的影响、字幕翻译的教育作用(Borghetti & Letorla, 2014)、图像与字幕注意力分配(Jensema et al.,2000)等。视频描述接受的特殊研究领域则体现在描述内容和方式上,即描述人物、行为(Kruger, 2012)或者有意义的面部表情(Di Giovanni, 2014)以及叙述的速度、明晰化和语调对受体理解的影响(Cabeza-Cáceres, 2011)。

3.0 研究方法

译作形态多样,受体接受方式也多样。因此,译作接受研究方法要讲究针对性和适用性。从3R分类角度看,感应研究多采用实验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实时或事后呈现受体的接受过程;回应研究可通过问卷、销量、票房、评分等反映受众对译作的接受情况;效应研究主要依靠大规模调查和文献资料描绘翻译的社会文化地位和影响。由于问卷调查(Di Giovanni, 2012)和访谈法(Widler, 2004)在其他文献中已有广泛应用和丰富阐释,在此不予赘述。下面着重讲解翻译接受研究中使用不足但应用潜力较大的研究方法,包括民族志、评论分析法、实验法和大数据方法。

3.1 民族志

民族志是指“详细、全面描述研究对象各个方面形态和特征的田野报告”(刘永、杨志武,2012)。它以描述和记事的手法为主,展示研究对象的整体特征和活动的全过程,勾画出特定社区和人群的文化图像。民族志研究通常会使用多种数据收集方法,包括观察(包括与研究对象互动和独立观察)、录音录像访谈、焦点小组讨论、历史文献档案搜索、日记和田野调查笔记(Hale & Napier, 2013)等。

民族志适用于现场口译接受研究,具体情境包括教室(如国外大学培训班为中国学员提供口译)、法庭(如刑事诉讼口译)、会议室(如商务洽谈同声传译)、医院(如外籍医患口译)等。例如,Dickinson & Turner(2008)通过问卷调查、从业者日志、口译互动录像和访谈等资料收集方法,考察了在“实践社区”的工作场所中主要参与人如何看待手语口译员的作用及其对日常互动机制的影响;Brennan & Brown(2004)对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涉及聋人的庭审开展了为期三年的法庭手语口译观察,探究当事聋人的庭审体验和司法评价。当然,民族志不仅适用于口译接受研究,也适用于其他口译甚至笔译研究领域,例如口笔译员的工作机制和对具体翻译问题的处理。

3.2 评论分析

评论是读者反馈的重要形式,有助于传播者、译者和媒介组织检验翻译的传播效果,改进并优化翻译传播内容、形式和策略。不少研究文献(Bielsa, 2013;陈勇,2017)诉诸专业文学评论,采用整体印象式方法总结译作的评价情况,缺乏系统归纳。

在互联网时代,读者网络评论为译作接受研究提供了巨大机遇。这种反馈及时、直接、集中,克服了传统反馈的零散性。读者评分能够直观反映读者对翻译图书的评价,而评论内容更能揭示译作内容和出版质量的方方面面,如翻译风格、措辞、流畅度、情节、人物描写、文学手法、纸张、印刷等。例如,外文出版社《三国演义》英译本开本和字体较小,不少海外读者在Goodreads上抱怨要借助放大镜才能看得清楚。基于读者评论的译作接受研究近年来逐渐兴起。张璐(2019)石春让和邓林(2020)李书影和王宏俐(2020)等学者采用基于Python的情感分析工具,系统地分析了译作的读者评论所反映的接受态度。然而,情感分析看似科学,但大多画蛇添足,因为分析结果基本等同于每位读者已有的打分。未来的研究可对每条评论分语言、风格、修辞、叙事等维度进行标注,并根据每个维度的情感分值,探究读者对译作各层面的具体评价。

3.3 实验法

探究受体阅读或观看译作时的大脑认知过程往往采用实验方法。相对于问卷调查、访问、焦点小组等事后反省法,基于眼动追踪、EEG等身体机能数据采集技术的实验法实时记录受体的接受过程,可分析视觉停顿、阅读速度、注意力以及瞳孔、眼动、心跳等测量值,为研究者还原接受过程提供可靠数据。以眼动追踪为例,它不仅可应用于静态的笔译接受研究,也广泛应用于动态的视听翻译接受研究。例如,Doherty & O’Brien(2014)通过眼动追踪法对比了读者阅读英语说明书与其机器译本的认知努力和文本的可读性;Caffrey(2008)基于眼动追踪仪的注视概率、瞳孔直径等指标考察了观众对带字幕翻译卡通片的观看认知过程。

除此之外,接受过程实验也可利用传统测试方法:实验对象在看完译作之后答题,研究者分析测试结果,以反映实验对象的接受情况。例如,Schauffler(2012)为探究观众对不同字幕翻译策略的反应,一组德语(目的语)观众观看直译字幕版幽默剧,另一组德语观众观看意译版,最后一组英语(源语)观众作为控制组观看英语原版,各组观看完后进行测试。这种基于测试的实验方法要确保测试组与控制组的可比较性,并采取有效方法消除受体的先验知识、学习水平和语言能力等混杂因素的干扰。

3.4 大数据方法

随着译作生产、流通与消费方式的数字化、网络化、移动化,用户接受体验在数字平台留下痕迹,特别是人口数据和消费特征,这为大数据方法在翻译接受研究中的应用提供了现实条件和便利。在国际化背景下,国内受众的海外信息需求猛增,自媒体人和媒体机构通过电脑端和移动端互联网平台供应巨量的翻译文学、翻译新闻、译制视频,如《环球时报》编译的海外媒体新闻以及带字幕翻译或方言配音的美剧小视频等。

对于行业和学界而言,数字化翻译信息的接受研究已迫在眉睫。如何挖掘这些数据成为关键。自有网站可在网页中嵌入监测代码,利用网站分析工具(如Google Analytics)实时检测、收集并处理用户的网页浏览数据,勾勒用户画像;非自有网站可基于Python开发合适的数据挖掘系统;Rapid Miner、NLTK、KNIME等软件则是外行爬梳受众浏览数据的不二选择。而性别、年龄、种族等用户人口数据可通过网站数据供应商等途径获取,如郑剑委(2018)基于供应商Alexa收集的10家英文网站用户人口数据考察了中国网络文学译本在海外的接受情况。

4.0 结语

从接受层次界面看,翻译接受可分为感应、回应和效应。从译作媒介形态界面看,翻译接受可分为笔译接受、口译接受和视听翻译接受。研究文献以视听翻译接受为主,口笔译感应研究还有巨大的研究潜力。

国外翻译学界逐渐将接受视为特定目的下的译作使用,可用性(usability)和用户体验(user experience)成为译作评价的新维度,并衍生出用户导向型翻译(user-centered translation)这一概念(Suojanen et al.,2015)。用户体验强化了译作的整体主义评价,更新了翻译接受研究的对象。围绕可用性和用户体验,翻译接受研究能更好地与翻译消费需求和文化走出去战略相契合。就方法论而言,单一的质化或量化研究方法无法保证研究的信度和效度,综合眼动追踪、EEG等线上方法与问卷调查、访谈、观察、测试等线下方法的混合研究法是未来翻译接受研究的趋势。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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